这位开国上将，55年授衔后长期不受重用，混的还不如一些中将少将 1955年9月27日晚，北京西郊。授衔仪式刚结束，灯火照着王建安胸前的新肩章，金星熠熠，他却没露半点兴奋。熟悉的人都知道，他的军旅道路并未因这颗星而坦途。 王建安出身湖北黄安，小学没毕业，却凭着偷听私塾读书认得不少字。1926年大革命浪潮最汹涌的时候，他误投吴佩孚的部队，很快发现军阀世界与“救国”二字相去甚远。两个月不到，这位脾气直的汉子扔下步枪，回乡拉起六十名庄稼汉搞自卫队。中共鄂东特委得知此事，派人去谈，三杯苞谷酒后，一份入党誓言在油灯下写下。 参加黄麻起义、鄂豫皖根据地连番恶战，王建安从班长升到团政委，用的是一股不要命的冲劲。1933年，他兼任红三十八军八十八师师长和政委，连打几场硬仗，把国民党“六路围攻”撕开口子，被前方指挥部称作“能打也会管”。 转折在1937年。中央清算张国焘问题，波及不少人。许世友因“红四方面军系”背景被指责，怒而欲走，王建安差点与他一道翻山。关键时刻，他写信给中央检讨。自此，两人心生嫌隙。山东抗日根据地成立后，他们又被派去同一战场——同桌吃饭，谁也不先开口。毛泽东后来打趣：“让他们在枪声里磨合，比坐办公室吵架强。” 1948年初夏，解放济南前夕，王建安已在前线画作战图。许世友赶到，抬眼看见他，沉默片刻，只说一句：“干这一仗再算账。”最终配合默契，用十天攻克济南。淮海战役里，王建安与谭震林围堵杜聿明集团，纵横千里，三野首长把歼灭战的“收口”任务交给他，硬是堵得敌军插翅难飞。 抗美援朝时，他任志愿军九兵团政委，驻防东海岸高地。1953年美韩夏季攻势，九兵团伤亡剧增，他直接出现在前沿指挥壕，一声“跟我上”，把动摇的火力点重新顶住。那一年他才42岁。 然而回国不久，“高饶事件”掀起波澜。王建安曾和饶漱石在根据地日夜并肩，被列入排查名单。组织没给定性，却把他调到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实际权责受限。很多人纳闷：一位战功赫赫的上将，为何只在副职转悠？ 更尴尬的是1964年到1973年。几位同龄的中将、少将陆续进了大军区正职，王建安却连手头的副职权限都被层层削弱。有人打趣：“老王的星星亮，坐的椅子矮。”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只是摆手：“少说闲话，好好干活。”一句话，没半分抱怨。 1975年秋，中央军委顾问会议。叶剑英握住王建安的手说：“这些年你不计得失，难得。”很多年轻干部听成了表扬，但老人们心知肚明，这是对一段被埋藏往事的注脚。王建安没多解释，只举杯敬老帅，笑着说：“我是党的人，往哪儿放都能发芽。” 进入八十年代，王建安被调到中央纪委，负责军队系统纪律检查。他办的第一起大案，牵涉某军级单位走私汽油，涉案人员错综复杂。有人劝他“别太较真”，他一句冷飕飕的回击：“纪律松一分，部队垮一寸。”案子查清，四名师职军官被开除军籍，震动不小。 1984年退居二线时，王建安已满73岁。告别仪式很简单，没有列队，也没有军乐。他提着笔记本回黄安旧居，把几十年作战心得整理成12万字手稿，只写战术、政工，不谈个人得失。他坚信，历史自有评判。 有人说他坎坷，有人替他不平。可在老兵眼里，王建安始终还是那个不怕死、不抬价的火线汉子。至于官大官小，他自己早看淡——在枪林弹雨里抱过炸药包的人，最明白什么才是真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