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外交有多强？万隆会议，几句发言就力挽狂澜，多国鼓掌道歉 “1955年4月17日晚上，你们看到那盏机舱灯了吗？那是周总理的航班！”雅加达机场塔台里，印尼值班员压低声音，却掩不住激动。几小时前，一件震动东南亚的消息才传出——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在海面爆炸，机上十一人全部遇难。敌人的算盘，是连人带国一起压制；周恩来却硬是踏着夜色来到雅加达，把事情往前推。 出机场时，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乔迎了上来，他轻声对周恩来说：“我们担心您会放弃。”周恩来摇头：“暗流再凶，也挡不住该见面的朋友。”一句话，把机场里那股压抑的寒意冲散了不少。第二天，万隆会议就要开幕，二十九国代表已经枕戈待旦，美国和台湾当局的舆论提前把“新式殖民主义”这顶帽子扣向中国，场内场外火药味十足。 时间线稍微往前拨一年，日内瓦会议上，美方代表杜勒斯对周恩来连说三个“No”，连握手都不肯。周恩来却以一句“十九国宣言”逼得对方阵脚大乱，第一次把新中国的声音送进国际议程核心区。那场交锋给许多亚洲代表留下深刻印象：新中国不只会打仗，更会谈判。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人才格外忌惮万隆会议上的那张中国面孔。 回到万隆，会场设在一幢白墙红顶的殖民地旧建筑里，宽大的木窗开向街道，外头是翻新的柏油路，街边棕榈树被烈日晒得发亮。4月18日上午，各国代表轮番发言，大多沿着“反殖民”这一主题宣泄苦水。等到伊拉克代表贾马利上台，话锋一转，指着华文译稿痛斥“共产主义就是殖民主义的新变种”。话音未落，场内立刻分成两派，掌声与嘘声交杂，主持人敲了三次钟，纪律依旧混乱。 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后台叹气，他担心这场来之不易的会议会变成公开撕裂。周恩来却向秘书使了个眼色：“把我们的发言顺序放到最后。”秘书愣了一下，旋即对组委会递上申请。那一刻，会场忽然安静下来，连嘈杂的翻译耳机也少了杂音，所有人都在等，看中国代表团到底想出什么牌。 几个小时过去，夕阳透过窗子把地毯染成深红色。终于轮到中国代表。周恩来走向讲台，脚步不缓不急。他先向遇难的机组和记者致哀，随后停顿两秒，说出那句后来写进史书的开场白：“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翻译刚落，掌声先从最远的一排响起，然后一层层涌到主席台。短短十七个字，卸掉了敌意，也给了各国一个台阶。 几分钟里，周恩来没有念准备好的万字稿，而是抓住会场情绪，以极简方式抛出三点：第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第二，任何国家不得凌驾他国之上；第三，求同存异，合作发展。每一点只配一句实例——朝鲜停战谈判、中国对印尼橡胶贸易、支援越南修铁路。简单直白，硬是把高深外交术语转成生活场景。有人私下感叹：“那不像演讲，更像老朋友屋檐下聊天。” 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提问环节。菲律宾代表发言略带挑衅：“若贵国体制与我们不同，如何保证不向外输出意识形态？”周恩来摊开双手：“百闻不如一见。你们可以派代表团到北京、上海、广州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工厂、农村、学校，再来判断我们有没有兴趣输出什么。”这番邀请，说得对方啞口无言，现场却响起自发掌声。 伊拉克代表贾马利最后一个走上台，他抿了抿嘴，话筒里传出一句微带歉意的中文：“求同存异，我同意。”人群里不知是谁先鼓掌，随后多国代表上前与周恩来握手。不到二十四小时，气氛从剑拔弩张转向相互敬重，一场外交危机就此化解。 冷数据也能印证这场转折。会后当晚，周恩来一口气接见了埃及、柬埔寨、尼泊尔等七国代表；两周内，亚洲非洲又有五国宣布与新中国开启通商谈判。连美联社评论都承认一句“求同存异”成了亚非国家的新共识。不得不说，语言是软刀子，刀刀直指人心深处。 当然，万隆成功不是凭一两句漂亮话。背后是新中国刚刚打完抗美援朝，立威之后的自信；也是上海工厂昼夜加班生产的纺织机、东北冒着寒风轰鸣的炼钢炉提供的底气。没有这些，任何外交辞令都会漂浮。周恩来深知此理，所以他的镇定不仅来自谈判技巧，更来自对国家实力的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结束第三天傍晚，印尼当地小旅馆灯火通明。几位西方记者私下议论：“昨天还喊反共，今天就排队找中国代表团订午餐位置，这变化太快了吧？”另一人耸耸肩：“政治就是这样，谁的话能落到地上，谁就有座位。”这段闲聊虽短，却恰好说明万隆会议后的心理落差。 临返国前夜，周恩来在宾馆小庭院里散步。身边工作人员问：“总理，万隆胜利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回答轻轻一句：“抓生产，稳粮价。外交再好，也得让老百姓吃饱饭。”灯光照在他灰色中山装上，简单、干净，却折射出一个新兴大国的务实路线。 自此，“求同存异”被写进亚非拉会议纪要，后来又成为不结盟运动的核心原则之一。多年后，印度尼西亚前外长重访中国，他握着翻旧的会议手册说：“那天的一页，改变了很多国家的命运。”翻开的纸张已经泛黄，字迹却依然清晰——六个繁体字：中华人民代表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