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挑出的国民党高层多为草包？张治中坦言：这是被何应钦所误 “1949年1月1

蒋介石挑出的国民党高层多为草包？张治中坦言：这是被何应钦所误 “1949年1月12日夜，南京卫戍司令部走廊里，一个参谋拉住张治中的袖子低声问：‘老张，委座究竟怎么会把军队交给那几位？’”张治中望着雨中的灯影，只吐出一句：“何应钦的路子，走错了头。” 那句半真半假的抱怨，在日后成了流传甚广的评语。论资历，蒋介石自1924年执掌黄埔起，身边不缺精锐苗子；论见识，他走南闯北，熟读陆军部各式报表，按理不会认不出“草包”。可到了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初年，他麾下的第一线指挥员却频频掉链子，前方要地失守，后方民心汹涌。许多人把矛头指向蒋介石，张治中的那句“被何应钦所误”似乎给了外界一个方便的解释，却远不只是推锅。 从制度上看，国民党军队的将官遴选表面按“黄埔—战功—保送陆大”三段递升，实则被三股力量暗中操纵：第一是蒋介石的个人信任，第二是何应钦的军政部渠道，第三则是各地嫡系派系的掣肘。时间拉回1935年，何应钦身兼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大权几乎独揽，师长以上要晋升，绕不开他那道“呈批”。“钦差部”一纸任命，往往足以决定一个战区的生死。 刘峙就是这样被抬上高台的。江西籍、早年东征立功，1937年被封第一战区总司令。可卢沟桥枪声一响，这位“福将”立刻现形：保定失而复失，他领着部队跑到石家庄才敢回头。报纸把他叫“长腿将军”，百姓在茶馆里骂他是“溜号专家”。蒋介石动怒，何应钦却拦着说：“刘某早年有功，暂缓治罪。”结果，一个逃兵两年后摇身一变成了“徐州剿总”，八十万兵马打成一盘散沙，淮海战场上给我军送去五十五万俘虏。有人统计，解放战争前两年，刘峙在电报里使用最多的词就是“情况不明，且待部署”，足见其优柔。 如果说刘峙是怯，那么顾祝同的问题在“顺”。从保定军校到黄埔教官，这条履历本该磨砺出一位硬汉。他的指挥图上也曾写下不少漂亮箭头：北伐、台儿庄、枣宜会战，可一到关键节点，顾祝同就习惯抬头看蒋介石脸色。1947年“鲁南会战”，他手握整编七十四师这把尖刀，却硬生生把刀交给张灵甫单挑孟良崮。电台里张灵甫急了：“总座，快给我侧击火力！”顾祝同没敢拍板，只说一句“遵蒋委员长指示，静待战机。”战机没来，山谷硝烟散后，只剩一堆美械装备被整整齐齐码在我军缴获清单里。 再看蒋鼎文，这位“飞将军”本来刀法凶狠，中原大战时数次奇兵夜袭，让对手头疼。可自从染上豪赌和醉花柳，刀就钝了。1944年豫中会战，他手里握着四十余万兵力，却对日军番号、火力、进攻轴线判断全错。龙门桥一炸，洛阳一失，短短五十二天，他把黄河南岸让出一个缺口，二十万士兵崩溃。周边市井铺子贴出讽刺画：一条瘦马驮着酒坛子，马鞍写着“第十战区”，旁题“蒋鼎文督战”。蒋介石愤怒，何应钦照例递上一句“鼎文久历沙场，请再给机会”，于是从西北改调内务，依旧保留上将待遇。 为何应钦屡屡保人？一是私人情分。他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都是早年陆大、黄埔的“文胆武笔”，彼此留过面子；二是派系平衡。蒋介石需要让军政部牵线搭桥，把各省嫡系绑在一起。何应钦就像裁缝，手里拿着针线，缝补蒋系、桂系、粤系之间的裂缝。缝得牢靠，战场或许吃点亏，却能保证军队不开小灶；缝不住，后院就先着火。出于这种算计，他宁肯纵容“草包”，也不愿引入锋芒过盛的异系将领。 从蒋介石角度看，他并非不知道这些人短板。抗战期间，蒋在日记里写过：“刘峙畏敌，顾祝同欠果决。”可到了调兵时，他还是把重任塞给他们。一来时间紧，二来熟人办事省心，三来他相信，手里的“统帅指令”可以弥补属下之不足。事实证明，纸上的箭头不等于阵地上的枪口，他的统帅权无法代替将官的即刻判断。 1949年春，南京内外交困，张治中赴北平谈判前再见蒋介石。有人事后回忆，两人都没有提起刘、顾、蒋等人的名字，空气里却盘旋着那几个不愿出口的字——“识人”。识人从来不是单纯的眼力，而是制度、派系与私交交织的结果。何应钦固然扮演了“误导者”，可给他舞台的仍是蒋介石自己。没有那张最终签字，任何“草包”都坐不到高位。 在国民党晚期的将官名单上，闪光的头衔与屡败的记录并行；黄埔的荣耀与晚节的尴尬对照。许多人说，这是人才枯竭。我更倾向于一句老话：不是没有能人，而是能人不在台前。用人之道，一半看眼力，一半看格局。何应钦可误一时，格局偏了，却足以误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