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逝世，华国锋四次约谈汪东兴：我看只能采取断然措施 “1976年9月23日晚上八点，我看只能采取断然措施。”华国锋把茶杯轻轻放在桌角，灯光映着水面，汪东兴抬头，只说了一个字：“行。”空气几乎凝固，这句话成为随后十余天里全部行动的底线。 毛主席病逝仅十七天，全国局势微妙得像拉满弦的弓。中央高层都清楚，“四人帮”每天都在摸索夺权的缝隙；社会上，关于谁将接班的猜测漫天飞。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国锋先后四次把汪东兴叫到府右街十五号小会客室，外人无从知晓细节，只知道警卫连夜更换岗哨，电话线路被单独加密。 第一次谈话只有五分钟，华国锋开门见山：现成的毛主席语录、指示固然有力，可对手行事诡谲，仅靠文电已难以制服他们。汪东兴没急着表态，他提出先做情报梳理，再谈行动。两人约定次日凌晨交换初步方案，这种干脆的工作节奏像战场口令，绝无半点拖泥带水。 第二轮谈话发生在10月2日下午。汪东兴带来的不是厚厚文件，而是一张手绘流程图，箭头直指大会堂、广播局、中南海勤政殿。华国锋扫了一眼就明白：核心是斩断“四人帮”与宣传、通讯、部队之间的所有链条。值得一提的是，汪东兴把“可能的混乱时间”精确到分钟，最长不超过三十。华国锋点头：“调兵你熟，我只看结果。”一句话定了基调。 短暂定案后，记忆被拉回到三十年前。1947年转战陕北，毛主席让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扑空的那段插曲，很多人只记住“毛主席神出鬼没”，却忽略了谁在暗处撑着这份从容。那时汪东兴不过三十一岁，手里只有一个加强排，却硬是在王家湾制高点挖下六座掩体，三次诱敌、两次佯攻，把敌情掌握得纤毫毕现。毛主席后来笑着对周恩来说：“东兴盯在山顶，我睡觉都踏实。”老一辈的军人常说，信任是用命换来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的岗位换过不少——公安部副部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中办主任，但万变不离其宗：保卫中央、保卫毛主席。1950年毛主席赴苏，汪东兴在车厢里只睡了三小时，手枪始终扣在臂弯。1959年庐山会议，他先一步上山，把一块炸石头的工地叫停，后来证实确是林彪指令擅改施工。多年相处下来，“东兴在，我放心”成了毛主席口头禅，华国锋自然耳熟能详。 10月3日晚，第三级方案交到华国锋手里：实施日、抓捕点位、通讯口令、备用暗号，一应俱全。更大胆的是，汪东兴提出让八三四一部队主力化整为零，提前混入各目标楼层，以免惊动外界。华国锋掂量良久，只说一句：“你来指挥，我承担政治责任。”两个人的分工再清晰不过。 最后一轮谈话定格在10月5日凌晨，两人讨论的已是细枝末节：广播稿由谁朗读、电台信号何时切换、抓捕后押往何处。汪东兴要了一张黄纸，写下时间顺序，叠好放进内兜。华国锋望着他背影，有点感慨：关键时候，还是老警卫员稳。 10月6日夜色深沉。正在人民大会堂排练文艺节目的张春桥被请到小礼堂，门一锁，外面脚步踏得整齐；另一侧，王洪文刚想拿电话，线路已被切断；江青在家中被宣布隔离，她惊呼：“谁敢动我？”门口警卫冷冷回道：“奉中央命令。”整个行动只用了一小时四十五分，未放一枪，未惊一民。汪东兴事后简单一句话：“按计划完成。” 短暂风暴过后，李先念拍着汪东兴的肩膀说：“这回立了大功。”吴德后来回忆，汪东兴调度中办、警卫团五十多人，起到的作用“不在李先念之下”。2007年，华国锋专程写下“浩然正气”四字寄给这位老战友，很多人看到照片才想起，当年幕后的操盘手一直站在镜头之外。 有人问，华国锋为何四次只找汪东兴？答案并不玄乎：第一，要做就得干净利落，而汪东兴向来“动手之前先堵漏洞”；第二，毛主席在遗言中已把“办事”交给华国锋，而华国锋要“放心”，就离不开那个在山顶、在车厢、在中南海里守了三十年的身影。试想一下，如果缺了这样一位熟悉警卫、熟悉中办、熟悉对手的人，行动哪能如此顺滑？ 1976年秋的这场较量，不是电视剧式的刀光剑影，也没有市井闲谈的传奇色彩，更多的是缜密的调度、沉默的坚守和一句句掷地有声的承诺——“我看只能采取断然措施”。多年后再翻那张黄纸，字迹依旧挺拔，仿佛在提醒后人：权力交接的险峰，从来都要靠冷静与担当去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