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龙开富逝世，家人将其遗愿上报中央，叶剑英批示：同意 “1977年2月2日深夜，病房里的灯只亮了一盏——‘把我送回主席身边……’龙开富虚弱地抬了抬手，声音几不可闻。儿子凑近耳畔答应：‘爸，我马上去请示。’”对话结束不到四十八小时，开国少将龙开富停止了呼吸。遗体尚未移出三○一医院，他的家属便按照嘱托，写下一封恳切的报告递向中南海。叶剑英元帅收到文件后，只批了两个字：“同意。”一锤定音，老将军得以长眠在离毛主席纪念堂最近的位置，这件事后来在军内被称作“最后一次警卫”。 龙开富为什么把“陪主席”看得比自己的墓地更重要？答案要从六十年前的茶陵说起。1908年冬，他出生在湖南茶陵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家，三岁失去父母，十一岁埋了爷爷，靠给人砌墙糊口。有人替他惋惜，他只淡淡一句：“命拐了弯，还没断。”命运真正拐弯，是1926年秋。农运动风起云涌，瘦削的少年扛着锄头跑去听演讲，听完当场报名农协——那天他第一次写下自己的名字，可一个字都不识，最后只能在表格上按了个手印。 1927年“清党”风暴席卷各地，龙开富被迫南下广州再折回武汉，找党组织的路越走越远。一个老先生给他指了条简单粗暴的路：“回茶陵等红旗。”他真的回去了，还真等到了红旗——11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入茶陵。他放下锄头追进县城，递上自己的旧布袋：“毛委员，我想参加。”那一年他18岁。 新兵培训结束，别人排队领枪，他被分去伙房挑水。两只粘满泥点的木箩成了全部装备。毛泽东在井边问他姓名年纪后，只说一句：“先干这个，你的本事用得着。”从此，木箩里装的是印信、文件、报刊，乃至马列著作的残页手抄本。队伍打到哪儿，他挑到哪儿。雨夜里箩筐被浸透，他干脆把文件抱在怀里，用身体挡水。一位老战士笑他傻，他回敬一句：“那些纸比命值钱。” 性子急，也会扎心。看到战友端着大刀步枪冲锋，他憋不住，跑去和毛泽东请战：“让我上前线吧。”毛泽东没有立即同意，而是把他叫进帐篷抄近路解释：“枪打的是敌人，你挑的是根子。根子断了，再多子弹也白搭。”龙开富沉默了好一会儿，抬头敬礼：“听明白了。”转身仍旧两只破箩，但脚步变得铿锵。 到1930年，中央警卫团成立，他从挑夫成了第一连政委。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说：“罗坊这块交给你。”他带着百十号人潜行两百里，夜袭宜黄县城，掀了敌营房顶就撤，等追兵赶来只剩满地狼藉。回到瑞金，连队已扩到两百余人。有人夸他能打，他却摆手：“主席教的胆子。” 长征途中，他的选择更直接。中央决定毛泽东与机关人员列入第三纵队，马夫、担架员居多，几名警卫员心里犯嘀咕。龙开富听完部署，连夜背上老箩跑去报到：“跟主席走。”1935年9月，张国焘强令队伍南返，夜色中冲进营地逼宫。局面紧张到扳机随时会响，龙开富站在毛泽东左侧，扣着驳壳枪保险盖，目光死死盯住挑衅者。僵持近二十分钟，张国焘的人悻悻离开。他后来对战友说：“真开火我也没把握救得了主席，但人要站在那儿。”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龙开富不再跟随毛泽东左右，转战后勤。他干后勤跟别人不一样——弹药堆里找马列书，粮仓旁边搞宣传栏。辽沈战役补给吃紧，他想方设法从山沟里弄出几百担高粱，把煮高粱饭的窍门汇成一张“简易食谱”贴在伙房门口。有人打趣：“政委老毛病又犯了。”他笑着回答：“吃饱了打仗，打赢了再读书，谁也别拉下。” 1955年授衔，他排在少将名单第105位。领章那天，他把勋表往兜里一塞，先去新华书店买了两本《苏联后勤战例》，插在袖口。1956年赴京开会，毛泽东得知人已到北京，亲自邀他到中南海吃晚饭。主人开玩笑：“书挑得怎样？”他爽朗一笑：“这回是口袋背书，不用箩筐了。”一桌饭谈到深夜，毛泽东提醒他保重身体，他连声应下，却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1976年9月9日，电波里传来毛主席逝世的讣告。龙开富当天就陷入昏迷，偶尔醒来只问一句：“灵车到天安门没？”医生摇头，他又合上眼。病情持续恶化，到1977年2月2日那晚，他用尽最后力气交代安葬去处——“离主席越近越好。”家属心里明白，这既是情感，更是职业本能：做了一辈子警卫，连死都想把岗站完。 请示很快层层上报。叶剑英看到那份报告，没有任何犹豫——“同意”。两个字，落款日期1977年2月4日。随后，总政、北京市有关部门紧急协调，选定天安门广场西南侧八宝山革命公墓靠近纪念堂的一隅。安葬那天，北京正飘雪，参加仪式的老警卫员互相提醒：“声音小点，首长在休息呢。”说罢纷纷把军帽捂在胸口。 龙开富走后，他的木箩被家人捐给了军事博物馆。箩筐里还有当年长征途中浸水褪色的《古田会议决议》影印件，纸边已经卷翘，墨迹却依稀能辨。参观的年轻人问讲解员：“这玩意儿真能扛过枪？”讲解员摇头：“它扛过整支队伍的命脉。”确切地说，是一个少年的肩膀、一位将军的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