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罗瑞卿乘机前往德国，为何途中不顾反对，非要换个座位？ 1978年6月15日凌晨五点，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厅里传来一句轻声埋怨：“老罗，你腿不方便，别再来回走了。” 话音落下，罗瑞卿先是愣了愣，随即笑着回了句“走一走，心里踏实”，然后继续扶着拐杖，在玻璃幕墙前望向停机坪。晨雾薄如纱，他却分明看见那架即将载他和妻子郝治平飞往联邦德国的波音707静静等候。这趟旅程，对别人只是一次公务包机，对他和妻子而言，却是一次攸关余生质量的医治之行。 飞机升空二十分钟后，发动机的轰鸣稳定下来，空姐递上温水，机舱里的灯调暗了几度，方便乘客休息。此时郝治平微蹙眉头，双手紧扣扶手。明眼人一看便知——晕机。更麻烦的是，她坐在背朝前进方向的座椅上，这与身体的惯性完全相悖。罗瑞卿注意到妻子脸色发白，立即起身要换位置。随行医护急忙劝阻，他的左腿钢板刚取出不久，起身本就困难，再加上机舱狭窄，万一磕碰不值当。可罗瑞卿摆手：“别拦我，我不难受，她难受。”一句话，把老首长那股倔劲展露无遗。最终，两人交换了座位。郝治平靠着窗，顺着飞行方向坐下，脸色慢慢恢复；罗瑞卿则反坐而面向机尾，摇晃中忍着膝关节刺痛，却一句怨言也没有。 倘若把镜头往前推三个月，才真正能看懂这对夫妻在万米高空的坚守。 三月初的北京依旧料峭，解放军总医院住院部五层与六层，两间病房的门牌隔着一层楼，却牵连着一段彼此守望的时光。郝治平例行体检时，被查出肺部阴影，且增长速度偏快。她自己并不惊慌，甚至在“三八”妇女节那天请假出院半天，带小孙子在天安门前拍了几张合影。照片里，她笑得很灿烂，谁能看出第二天就要挨刀子？然而罗瑞卿心里明白，肺部占位若真是恶性，留给她的时间可能有限。对于久经战火的他而言，敌人的硝烟可预判，病灶的蔓延却无法计算。于是他天天拄拐，借电梯在5层与6层之间往返。“我不动，心更慌。”这句自嘲，是怕妻子独自消化恐惧。 开刀那日正值廿四节气中的惊蛰，早晨的医院走廊又潮又冷。几个小时的等待后，手术室灯灭，医生摘下口罩宣布：病灶恶性，但切除干净，转移迹象暂未发现。罗瑞卿点头致谢，转身却靠墙站了足足一分钟才迈步，家属们心知那是脱力后的本能反应。郝治平出手术室时迷迷糊糊，只听见丈夫在耳边低声说：“手术成功，放心。”语调尽量平稳，但嗓子发紧，她立刻察觉，伸手拍了拍他的手背，算是反过来给他一点安慰。 病理结果虽残酷，却也带来另一重提醒：要陪伴爱人，首先自己得站得稳。罗瑞卿那条在战斗年代落下的腿伤，始终没做根治。过去他嫌麻烦，能拖就拖。可这次不同，他下定决心接受国际最先进的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国内医学专家建议去联邦德国，那里此类手术成熟，成功率高。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负责接洽，大使张彤则在波恩帮忙筛选医院，很快敲定科隆一所骨科中心。所有流程一环扣一环，竟比想象中顺利。 然而，在妻子术后恢复之前，他只字未提“出国”两字。等到六月初，郝治平摘掉引流管、能自行下楼晒太阳时，他才拿出出国治疗的批件。郝治平先是一愣，继而表示自己必须同行。理由简单——他行动不便，总得有家人在场。老两口拌了几句嘴，结果自然是同行。医生也认同，术后康复离不开贴身照顾。 于是便有了六月的这趟清晨航班。倘若站在健康人的立场，飞机起飞后换座只是小动作，但对罗瑞卿而言，每一次起身都像爬陡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因为他知道妻子晕机时的那股呕吐感有多折磨人。等郝治平脸色转为红润，他才松了口气。随行护士悄声说：“首长，这座位反向颠得厉害，您受得了吗？”罗瑞卿摆手：“腿疼而已，不掉零件。”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让机舱里的紧绷气氛缓和不少。 八个多小时后，飞机降落科隆。外事处早已联系好专车和担架，德方医生、翻译、安保一应俱到。德国人的严谨众所周知，可当他们看到七十多岁的中国元帅坚持自己挪下舷梯时，还是微微吃惊。郝治平握着扶手跟在旁边，似乎怕他突然站不稳。罗瑞卿用中文咕哝：“我得自己走到医院，可不能让他们把我当病号抬着。”翻译没听懂具体内容，却能从语气里读到倔强，只好笑着点头。 住院手续办得很快，次日检查项目就排得满满当当。MRI、CT、骨密度，甚至连微量元素都测。德方医生告知手术安排在一周后，以保证数据采集完整。空余时间里，两位老人就近散步，参观医院内的花园。郝治平对德国花坛里的鸢尾情有独钟，常常摘一两片叶子回房间插水瓶里，算是给素白病房增添点颜色。罗瑞卿则更关注手术方案，常和翻译追问置换材料、术后并发症概率、康复周期。医生被问急了，反问：“您是军人还是骨科同行？”罗瑞卿笑道：“打了半辈子仗，保命的学问多少懂些。”场面倒也轻松。 手术当天清晨，护士来推车接他进手术区。郝治平站在门口，搓着手，一遍又一遍嘱托：“别逞强，能打止痛针就打。”罗瑞卿回应：“放心，我听话。”这是他们住院以来最凝重的对话，却只用了十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