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召开前，毛主席划掉李讷名字补上一名警卫：此人并非徒有虚名 【1968年11月初，北京中南海】“主席，代表名单到了。”汪东兴低声提醒，文件夹放在书桌一角。毛泽东抬起头，哦了一声，翻开页面，目光很快停在“李讷”二字。半支铅笔旋即划出一道粗线，随后在空白处写下“耿文喜”。动作干脆，没有任何迟疑。 文件送回筹备组时，引起一阵小小骚动。很多人认得李讷，却对耿文喜感到陌生。警卫团里传出一句玩笑：“抽掉的是主席的女儿，补上的却是看大门的。”然而，熟悉底细的老队员只笑，不作声——耿文喜的分量，并非一句“看大门”能概括。 时间拨回二十五年前。1943年盛夏，延安枣园的黄土地被太阳烤得发亮。毛泽东傍晚散步，看到一个新面孔站岗，便主动开口：“小同志，贵姓？”年轻的山东小伙子立正回答：“主席，我姓耿，名文喜。”“耳朵旁一个火，对吧？那就是三只耳朵喽。”一句俏皮话，把新兵的紧张瞬间化解。那天合影留念后，耿文喜回到班里，笑得像刚捡到宝。战友好奇，他摆手说没啥，只是“让主席逗乐了一回”。 说笑归说笑，工作不能差半分。耿文喜在枣园值第一班夜哨时，草木皆静，他却把步枪擦了三遍。队里评先进，别人数着自己的小功，他只闷头干活，不吭声。久而久之，“凡是交给耿文喜，就放心”成为警卫队默契。1946年，部队移驻西柏坡，他又是第一个把哨位埋在雪里的人。零下十几度，他站满两小时，一动不动，只怕惊扰主席的休息。 毛泽东关注的不仅是纪律，还有文化。1948年，西柏坡小礼堂灯光昏黄，主席亲自点名：“耿文喜，夜校去没？”“报告，去了！”那口带着鲁西南土语的回答直率又响亮。夜校三年，他从只能写名字，学到能写千字调查笔记。主席批改作业时，把“陕小”两字圈出，问：“’陕’与‘狭’有何不同？”耿文喜红着脸摇头。主席不怪，只说一句：“错一次记住，下回就对了。” 1955年5月14日，丰泽园接见。博古苍松之间，毛泽东见到整齐列队的一中队，笑称“今天我来点将”。他说警卫员任务要加三样：保卫、学习、调查。“光站哨太单调，像饭桌只放青菜，要添点辣椒。”那次讲话，耿文喜狠狠记在笔记本，也记进心里。自此逢年回乡，他都要走村串户，问种子、问收成、问乡邻对政府的意见。调查报告写得越来越像样，常被中央办公厅采纳。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南海气氛紧绷，警卫团却仍按点上课。耿文喜已是排长，白天带班执勤，深夜挨灯看《资本论》选读。有人劝他“风头紧，别露锋芒”，他只说：“主席让学，我就学。”这种老实劲，看似木讷，实则透着执拗。 九大代表名额有限，各系统推举激烈。警卫团内部先开民主会，伙房炊事员也有表决权。一阵匿名投票后，耿文喜票数居首。名单报上去时，筹备组原本想留作候补。没想到毛泽东亲手把他顶进正式名额，同时划掉李讷。“名额不是摆设，要看工作。”主席的话不高不低，却砸得人心里生疼，谁也不敢再置一句。 通知下达，耿文喜先是一怔：“李主任，我真行吗？”政治部主任李居田轻拍他肩：“这是党选的，你怕啥？”他沉默片刻，敬了个礼：“服从组织。”3月下旬，他随中央代表团进驻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走上主席台。散会那天，他把代表证用塑料纸包了三层，揣回胸口，连晚饭都忘了吃。 会后重返岗亭，他主动给班里传达会议精神，尤其强调一句：“主席说，警卫员也要懂路线方针，别只认识上岗交接。”同年秋天，李讷在菊香书屋门口拦住他，笑着抖包袱：“耿班长，据说是你把我挤下去了。”耿文喜急得摆手：“哪里敢，组织决定嘛。”李讷眨眼：“爸爸的卷烟盒里写着你的名字，他对我说，枪要交给明白人。”一句玩笑，化解了尴尬，也让耿文喜心里发热。 他后来升任警卫团副参谋长，仍保留值班表自己的名字。有人劝他“该坐办公室了”，他摇头：“警卫员不下哨，就跟老兵不丢枪一样。”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病逝，耿文喜敬最后一次岗。那夜秋雨绵密，他立在天安门西侧警卫亭，帽檐滴着水，脑子里却只剩一句话：“保卫工作，学习文化，调查民情。”三件事，一辈子。 若干年后，他给儿子写信，没谈荣誉，只提了当年夜校一节课：“人活着，得明白字面后的道理，不明白就问，就学。”信末落款——“曾任九大代表的列兵耿文喜”。署名故意写“列兵”，他说军衔职务都是阶段，唯有那份庄严嘱托常在。 这一页故事，留给档案也留给后来者。主席划掉的不是亲情，而是特权；补上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对普通战士能力与品行的肯定。很多年过去，中南海换了新警卫，岗楼还是那座岗楼。偶有老兵提起耿文喜，常用一句评语：“人不响，事做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