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特工鲍君甫遭逮捕，法庭上放声高呼：请陈赓出庭为我作证 “1951年5月10日下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审判席上的讯问声在南京鼓楼区临时法庭里回荡。鲍君甫抬头，声音不大却干脆：“请陈赓将军为我作证。”围观者一片哗然——他们只知道面前的花甲老汉曾是国民党要员，没人想到他竟敢在人民法庭直呼志愿军副司令的名字。 警车带走鲍君甫之前，他不过是随园巷口卖茶的小贩。邻里对他印象模糊：广东腔，说话斯文，不爱多聊。偶尔有人探问身世，他只笑笑，不置一词。直到公安机关开展特务登记，他既不报名也不解释，身份疑云才被彻底揭开。 北京、南京两地卷宗交叉核对后，一条极不寻常的情报浮出水面：此人1920年代曾混迹上海租界，化名“杨登瀛”，在中统调查科负责联络洋人，紧接着又与共产党秘密接头。资料背后还附着一串响亮的名字——任弼时、彭湃、关向应……每一个都与他有交集。办案人员心里嘀咕，这究竟是双面间谍，还是另有隐情？ 时间倒回1928年春。上海霞飞路一家不甚起眼的小咖啡馆里，黄埔一期出身的陈赓与鲍君甫第一次碰面。气氛并不紧张，两人用粤语寒暄，旁人听不懂。陈赓开门见山：“我需要一双能在租界自由穿梭的眼睛，你做得到吗？”鲍君甫沉默片刻，回了一句：“做得到，也做得干净。”陈赓点头，这段“合作”自此开始。 鲍君甫的优势在社交。他娴熟的日语、英语兼粤语，使上海各路侨领、洋行买办都乐意同他打牌、喝酒、换情报。更关键的是，巡捕房头目兰普逊对“杨登瀛”信任有加，连租界档案室都随他出入。正因如此，任弼时被捕后的第二天清晨，鲍君甫就能把人从巡捕房直接领走；关向应那一箱密件，也在一夜之间完成真伪调包。外人只看到他眉飞色舞端着威士忌，没人知道背后是一套精细的“戏法”。 鲍君甫并非生来就站在红色阵线。他对国民党上层的腐败深恶痛绝，却对共产党的理念仍在观望。陈赓争取他的办法简单实在：需要帮助时坦率开口，鲍家遇到困难必定出手。一次孩子高烧，鲍君甫不在家，陈赓硬是派人连夜送医，还自掏腰包结账。这点情分，在当时的上海滩比千言万语更有效。鲍君甫后来感慨：“人都是讲情义的，共产党比我想得透。” 1931年顾顺章叛变，形势陡变。钱壮飞截获密电后，陈赓连夜通知鲍君甫撤离。鲍君甫不信邪，自认在租界“吃得开”。半个月后他果然被捕，陈立夫亲自审讯。面对软硬兼施，他选择死咬顾顺章，什么也不说。半年后获保释，带家眷去了南京，从此断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对他来说，那算一次赌博，赢的是性命，输的是上海滩的所有人脉。 抗战爆发，南京失陷。鲍君甫带着家属逃到下关附近的乡村，直到1946年才回城，在伪政府档案里挂名领一份翻译室薪水，低调得像没在大时代里掀起任何浪花。谁也不会把这位靠抄写文件糊口的老人，同当年租界里呼风唤雨的“杨先生”联系到一起。 解放后新政权要求全部特务登记，鲍君甫犹豫。他担心早年身份复杂，既怕组织误解，也怕旧部翻案。拖到最后，他被公安直接带走。法庭上，他把二十多年前的暗线全部说出，尤其反复提到陈赓。按当时的规定，案件得有确凿人证物证才能改判，陈赓正率部在朝鲜战场，不在国内，怎么办？ 人民法院院长鞠华决定以最快速度核实。第一封信经外交邮袋送到志愿军总部，却因前线调动耽搁；第二封信绕道北京军委，再经军机专线送出。11月24日，回信终于抵达南京。信不长，寥寥百余字，开头一句是“鲍君甫同志确曾多次协助我党”，落款：陈赓。 有了这封信，案情逆转。法院补充调查多位老同志口供并调阅中央特科旧档后，认定鲍君甫“历史功过并存，以功为主”，予以释放，管制一年。陈养山专程写信请求地方政府照顾鲍家的生活。1956年，南京军区派车将鲍君甫接到北京，陈赓、李克农轮流与他长谈，安排了一份顾问津贴，算是兑现当年“共产党不会忘记朋友”的承诺。 1969年冬，鲍君甫病逝。弥留时他握着长子手背，断断续续重复一句话：“周总理知道我，不负良心。”旁人或许难以体会他心中那股执念——一个在夹缝中穿行的情报员，求的不是碑文上的褒扬，而是确认自己曾经站对过一次队，哪怕那一步踏得迟疑、曲折，也总归没走错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