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一生最愧对一位女子，临终前，他特意嘱咐儿子到其坟前祭拜 “1979年腊月，台北这边雨不停，你回庐江时，先到大妈坟前磕头。”老将军攥着长子的手，嘴唇发白，却说得斩钉截铁。孙安平愣在原地：父亲还有“大妈”？ 夜色压低了气氛，病榻旁的灯泡忽明忽暗。孙立人支起臂膀，喘一口气，自言自语：“她跟了我，却让我陪伴得太少。”窗外是台北的湿冷，屋里是一个老人迟来的歉意。 多数人提起孙立人，想到的是仁安羌、缅北丛林、美国总统授勋；很少有人知道，在庐江金牛老宅的杏树下，埋着他欠了一辈子情的人——龚夕涛。孙安平握着父亲的手，听着只言片语，才发现家谱里缺了一页。 时间往回翻，1920年夏，新安江边的夜风带着荷香。孙家衙门口灯笼高挂，孙熙泽端着酒壶，和同科举人龚积柄推杯换盏，“小儿二十，该成家立业了。”一句话定下亲事。那一年，孙立人刚从母校徽州中学放暑假回来，对“包办”二字并无抵触。 龚夕涛十八岁，识字，会琴棋，性子温和。拜堂之后，小两口在庐江住了不过三年。1923年，清华毕业的孙立人拿到公费留美名额。送别那天，下着瓢泼大雨，龚夕涛递伞，他却急着赶往南京码头，“两年就回。”船汽笛声盖住了承诺。 两年拖成五年。1928年回国，他已调入南京中央军校。想接妻子进城，可父母一句“老宅离不开她”，彻底断了念头。龚夕涛沉默，依旧早起挑水、夜里磨米。乡邻说：“孙家这儿媳厚道。” 久别与孤独击中了年轻军官。1930年春，上海舞会上，灯光晃动，爵士乐喧闹。孙立人看见张晶英，她笑起来时酒窝若春桃，话语爽朗，带着城市女孩少见的大胆。一次舞曲结束，两人就约定再见。很快，婚讯登报。 乡下的龚夕涛并不知情。直到孙熙泽赶去上海拍桌子，婚礼早办完。老父回家伏案痛哭：“立人对不住你，可孙家只认你。”龚夕涛跪下磕头，说不出一句怨言，只求公婆保重。 1935年，孙父母病故，料理丧事的仍是龚夕涛。张晶英随夫回乡奔丧，见这位“大嫂”举止从容，不吵不闹，两人居然以姐妹相称。孙立人低头，叹气道：“她心比海宽。” 抗战爆发后，庐江成了游击区。龚夕涛把佃户交来的粮食分出一半，煮粥施舍，又带头缝制军鞋、棉衣，嘴里常念：“前线苦，咱后方能做多少是多少。”有时候，她提着灯笼走在夜路，用皖南软糯的口音劝妇女们认字：“打仗打到家门口，识字才能看布告。” 1946年，孙立人缅甸凯旋，电报催亲人赴南京团聚。龚夕涛带着侄儿侄女住进竺桥40号，第一次踏进首都府邸。孙立人送她狐皮大衣，金表一块，她笑笑：“大衣留给孩子暖身，我一件棉夹袄就够。”金表倒是收下，锁进箱底。 通胀如洪水，1948年冬天，龚夕涛护着几个孩子坐船回三河。半路被国民党封江部队拦下，她亮出“孙立人”名片，才得以放行。“要不是你姐夫忙，孩子早该回乡。”她说得淡，对方立刻敬礼让船。 1949年以后，长江两岸天各一方。孙立人去了台湾，龚夕涛守着老屋。八十年代初，她患心脏病，卧床时常念一句：“立人应该老了吧。”1981年春，她合眼，没留遗嘱，只嘱托把狐皮大衣剪了做孩子背心。 同一时期，孙立人因“兵谏”被幽禁，三十年里，清晨起床第一件事是给亡友记日记，第二件事是翻家谱——原配栏一直空白。“等我自由，就补上。”他对卫兵说。卫兵不懂，只听见老人轻叹。 1988年，禁令解除，他才筹划赴大陆探亲。身体却不允许长途奔波，于是把遗愿交给长子，“必须磕头，带厚纸钱，别寒碜。”说完，又补一句，“把她名字写回孙氏族谱。” 1990年春，孙安平抵庐江。杏花落了一地，墓碑上三个字“龚夕涛”半被青苔掩住。长子点燃黄纸，鞠躬三次。当地老人围观，议论：“原来孙家大奶奶守了一辈子寂寞，等来这一炷香。” 同年11月，台北凄雨，孙立人逝世，享年九十。他的赫赫战功不必赘述，最被他放在心上的，却是一位在乡间度过大半生的旧式女子。枪炮与征战，把许多人推成了时代英雄，也把另一些人逼进了沉默角落。龚夕涛就是后者。 有人问：“孙将军一生最大遗憾是什么？”熟悉内情的友人摇头：“不是兵谏，更不是幽禁，是他没能给那位姑娘一个像样的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