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主席定下一个规矩，就是所有在中国派来的外国大使馆保卫人员一律不准带枪支武器。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气转凉。 那天中午，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底下几万张脸，说新中国成立了。 他声音不急，像往常一样慢慢念稿子，中间还停顿过几次，听说是风太大。听完的那一刻，底下人鼓掌、挥帽子、喊口号，城楼下热闹，台上人不动，只微微点了下头。 就在同一个下午，周恩来坐在办公室里写信。 他是总理，也是刚挂牌的外交部长。那封信准备发给全世界，告诉人家中国换了政府。信的内容很简单，说毛泽东主席今天发表了公告，希望贵国政府知晓。收信人不叫“大使”“公使”，统统叫“先生”。 那会儿中国还没被承认，所以不愿意再喊别人外交官，怕显得自己低一头。 这封信要发给谁？几十个国家，从苏联、美国到英国、荷兰，全在名单上。 问题是，人家不一定都还在中国。国民党撤走时，有些国家的使馆也跟着走了，有的搬去广州，有的干脆回国。但还是有不少留着的，在北京、南京、上海三地。有人留守，是想再看看局势，有人是实在走不了。 周恩来决定，不管人在哪儿，都得让他们知道新中国的存在。 那会儿没有邮件系统，没有外交专员团。只能靠本地的外侨事务处，一个一个送信。北京的信由北平军管会的人送，八个国家，苏、美、英、法、意、荷、比利时、多米尼加。 他们一户一户敲门，有的使馆人还在，有的换了职员，有的干脆只剩门卫。 信递进去，有人签回执，有人说“我不能收”，但都没人闹事。总算顺利。 南京由黄华负责，刚三十出头，话不多，做事稳。他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说要约见南京剩下的十四个国家使馆的人，提前口头通知：有一封新政府的信，等下就送到。 黄华去通知那天正赶上礼拜天，南京街头还有庆祝游行，人挤人。他还是按时赶到外侨事务处，十二个国家的代表都到齐了。 他站着讲了十分钟，说今天北京已经开始送信，你们也快收到了，希望转交给你们政府。 周恩来担心有国家已撤离，又特别补了几封空白收信人的信，叫黄华先调查清楚，谁在就填谁。 还交代得很细，说南京有就不重复送上海了，别浪费人手。对电报也有说明，如果对方说要发电报回国，就让他们发，但必须登记。 上海由章汉夫负责。情况比南京更复杂。原本驻在上海的有二三十个国家，有的是总领馆，有的是办事处。到1949年10月，剩下的只是一小部分。上海方面的公函在7号才开始送，瑞典、丹麦、墨西哥、菲律宾、挪威、巴西，还有个希腊的官员自己跑来要信。巴西那边说他们是私人代表，不能转交，最后也没收下。剩下的，大多还是接了。 三地的信送出去后，周恩来让人一一登记。 谁收了，谁拒了，谁签了回执，谁没回话，统统记下来。 有些国家迟迟没动静，他也没催，就等着。有二十个国家陆续回了信，写得很谨慎。 不提“周恩来外交部长”，有人叫“周先生”，有人叫“周将军”，就是避开正式承认。缅甸、埃及、澳大利亚还算客气，说我们政府正在考虑这份信，期间可以保持非正式联系。 印度和加拿大也主动来打听，希望能继续行使领事权。 但最先表态的不是他们，是苏联。10月2日晚上，外交部收到莫斯科来的电报，署名葛罗米柯，说苏联政府认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决定建交，互派大使。 那封电报一来，屋里人都愣了几秒。 周恩来点头，说：“该来的来了。”马上起草复电，说热烈欢迎。这件事其实早有预兆。 6月时，刘少奇已经去莫斯科跟斯大林谈过，双方基本上谈妥了。只是等正式场合宣布。 接下来几天，像是多米诺骨牌倒下。10月3日，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宣布承认。10月4日，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0月5日，波兰和朝鲜。周恩来一边收电报，一边回信，全用“热忱欢迎”四个字。不复杂，但真切。这些国家动得快，是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判断统一。一拍即合的事，谁也没拖。 当时南斯拉夫也来了一封承认电报。情况不太一样。它和苏联那会儿有矛盾，关系紧张。中国没立刻回复，主要是怕这事刺激到苏联。这种事情，周恩来看得透，也拿得稳。 到了1950年初，形势开始有点变化。 英国在1月6日发出照会，说他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5月9日，瑞典和中国正式建交。 那是第一个和新中国全面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 几天后，他们派大使来北京递交国书，毛主席亲自接见。照片拍下来了，大使站着，毛主席坐着，屋里没装饰，干干净净。那一刻，外交关系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打实地落地。 印度也差不多时间派来大使潘尼迦。 交谈过程不长，但双方态度都稳。他们在中南海见的面，送了国书，说愿意发展友好关系。 到1950年10月，中国已经和17个国家建交。 那一年，中国的外交算是从无到有，从走出去，到别人走进来。没有专机，没有翻译队，没有演奏国歌的管弦乐团，连接待处都还在用木椅子。 从前的中国怕事，如今是理直气壮。 没人想让别人低头，只是不能再仰着脸过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