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想让刘伯承担任总参谋长，但是，刘伯承婉拒了，说：“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 新中国刚刚立起来，万事从头起，架子要搭，人得找。 军队那边，麻烦事不少——部队多，番号乱，指挥体系也得收紧，不然就各唱各的戏。 谁来当总参谋长，是早晚要敲定的。这个职务不好挑人，不是威望大就能顶事，要能熬，要有劲，还得把一摞摞的事务捋得顺当。 朱老总定了是总司令，不好再兼。林那时身体不行，整日咳嗽。彭德怀还镇着西北线，动不得。毛主席想来想去，点了刘伯承的名字。 刘那会儿在重庆，带着西南一摊子人马。 正清剿残部，地方也要接收，还得防各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事情不少。 这事毛主席没有硬来，没下命令，是先发了封电报，意思是征询一下刘伯承的意见，讲得挺婉转，说的是希望他考虑考虑这个岗位。 电报送到重庆的时候，刘伯承正听工作汇报，没着急回话。 他那阵子状态不是太好，眼睛老花得厉害，文件看的时候得拿手撑着额头，挨得特别近才看清。 他左眼早年打仗伤了，右眼也用得费劲，晚上批公文常常看得眼酸头晕。他清楚自己这副身子底子怎么样，也知道总参谋长这活有多紧张。 不是没当过，抗战时就干过这差事。 后来解放战争打到半截，也接过几次，最早那次还是红军时期，总共加起来四次。 战时忙归忙，都是过渡安排，轮到现在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任，就不一样了。 有人说这活是光荣，其实压得人够呛。 上上下下都得协调，哪儿出点小状况，都得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时间出主意。战场上是动脑子带兵，坐到这位置上，就是连轴转、不能出岔子。 刘伯承不是怕担责，他是清楚自己现在这个身体，扛不住了。 西南军区那边，有人小声问他是不是要调北京，他也不正面答话，就说自己“年纪大了，干不了太精细的活。” 他没回电报，只是口头带了一句话：“总参谋长我当过四次，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当啰。” 外头人听了，还觉得他是谦虚，其实他心里门儿清。北京那边听了，毛主席点了点头，说：“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继续往下催。 其实刘伯承考虑的，远不止身体。 他对这个位置的复杂，也有自己的想法。总参谋部这个地方，战时是指挥中枢，和平时期就是麻烦聚集地。 既要管计划、也要管调度，出事就是全军的事。 他想得明白，不是避事，是识时务。他心里有别的打算，也有别的打算留给这个国家。他曾经跟身边人说过：“打仗是为了不打仗。等不打仗的时候，就该有人教别人怎么打。” 毛主席后来批示同意他辞掉原来的行政职务，转身去办学。 1951年初，南京那边，把原来的陆军大学翻修了一下，挂牌叫“军事学院”。刘伯承是正儿八经的院长，开学那天，他站在操场边，风吹着帽檐，红旗哗啦啦响。他对下面的年轻人说得不多，只说了一句：“你们以后带兵打仗，脑子要比手快。”话讲得平，没绕，但分量很足。 学院刚起步，什么都缺。教材没系统，全靠翻译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看了一遍，拍了桌子：“这些不顶用。”他把教员们叫来，重新编写，内容里一半是解放战争、抗战的战例，一半是基本的军事理论。他要求课程要接地气，不要空讲理论，要让学员能用得上。 他不常在大课堂上露面，但每逢推演训练，都站在一边看。 有一次学员排兵布阵，阵线排得不成样，他没发火，就拎着教鞭在沙盘上比划，一边比划一边讲：“你们不是在画图，是在给将来的人找活路。”教员说这话不重，但学生个个记得牢。 有一回他眼睛疼得厉害，还撑着看图纸，一边问：“这仗怎么打？”助手说可以先休息一下，他没理，继续问。后来他实在看不清，让人念给他听，再一句一句推演。有人悄声说他“认死理”，他听见了，也不恼，说：“打仗也得认理，不认理就认尸。” 他对学院的要求就是一点：别把打仗当考试，也别把考试当打仗。他知道，真正上了战场，没人给你时间重来一次。 到了1957年，他眼睛几乎全盲，终于请辞院长一职。 离开前一天，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冬天的风吹得衣角一飘一飘的，草还没绿，地面干裂。他看了看旗杆，又看了看那排讲台，站了会，才慢慢转身回屋。 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多余的讲话。桌上留着他批改的最后一份教材，封面角落被翻得发白，扉页上写着：“得人者昌，教人者久。”不是他写的，是印的，但他用红笔圈了一道线。 他不争名，不抢位置，很多事从来不说破。但做得扎实，落得实底。他从战场走下来，走进教室，再慢慢退到幕后。没惊动谁，但留下的是一整套能用的思路，一批能带兵的人。 那年冬天，南京的天冷得早。操场上站着一群学员，棉衣扎得紧，脚步踩在冻土上发出咯吱声。旗杆上的旗缓慢地摇晃，几个老师站在讲台下看着那帮学生练走位，没有人说话。讲台空着，风顺着台阶灌上来，椅子被吹得轻轻一响。 谁也没说那是刘伯承坐过的椅子，可都知道，那人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