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强两任总理合影！周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华总理大公无私为人民！他们任劳任怨、顾全大局的精神将流传万世！ 1949年，北京还叫北平。 周恩来那时正在一间旧办公室里忙活政协的事。 白天开会，晚上写稿，夜里人都散了，他还在翻文件。他不吭声，低头写，一边写一边改，稿纸摞了一尺高，偶尔抬头揉揉眼，继续来。 那时他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人说那是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可在他眼里，得写得让人真信、真懂、真能用。连个动词改来改去，标点挪一下都得想一阵子。 中间还得见人，听意见。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这几位，周恩来亲自去请，跟人一对一谈，讲制度、讲合作，讲怎么把各方拢一块儿。 他不爱喊口号，说得都是真话。 有次劝黄炎培入政务院，聊了两个钟头，最后说：“咱们总得搭个稳的班子。” 六月份，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了。 他被推为临时主席。文件、发言、组织人选，事儿全堆他头上。 人多，事杂，但场子没乱。 有人注意到他有个习惯——会议一结束，他马上把刚才讨论的点写在小纸条上塞进笔记本，哪怕没坐下就写。 不是讲效率，是怕遗漏。他觉得这事马虎不得。 到九月下旬，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九百多名代表从全国各地来了，有老同志，有刚投诚的，也有还在犹豫的。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坐中间，讲话不激动，条理清楚。 整个会议下来，最关键的几份文件——《共同纲领》《组织法》——全数通过。 没人拍胸脯，也没人自夸，但开国前的政治框架就这么搭起来了。 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人挤人，红旗成片。 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他站在身侧。那天他没多话，也没抢镜。下午，他主持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各部人员，定职责分工。175人名单，他一项项念过去，语速不快，但字清楚，没重复也没漏。 从那以后，他忙的是建制、运转、事务安排。 经济一塌糊涂，外交一张白纸。他还是白天调度，晚上批件，见外宾、管内务，连休息都靠车里打盹。没几年，国家基本框架稳住了。 可世界上，对新中国还不认账的国家不在少数。怎么破，得有人走出去谈。 1954年，日内瓦会议。 新中国第一次坐上这种场子，他照旧穿中山装，面无表情进了会场。 西方代表看他，带点防备。他一句没急着说，先听。会谈节奏一紧，他抬头说：“咱们求同存异。”语气不重，但场面缓下来了。 没人觉得他冲，可也没人敢轻视，他那个说法没新意，可在当时，用在那地儿，有用。 几个月后，万隆会议，他又成焦点。 那回人多，亚洲非洲几十国代表，啥声音都有。他不急，先是打招呼，再是听人讲。有个代表情绪激动，说话冲，他只是答：“先把事说清，再谈立场。”一句话压住了场。 那次他没提出什么新理论，但会后各国都记住了他，有国家代表说他是“坐得稳的人”。 外交是门慢活，他不搞排场，也不抢功。 回国后，他跟人谈起会议，只说一句：“合得来就做事，合不来就先不动。”那会儿还没有“外交定力”这种说法，但他做事就那样。能忍，也能让，不装样子。 1976年初，老毛病发作，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他坚持批文件到最后，躺着都看，手抖了，就慢点批。 去世那天，是凌晨。 中南海的天还没亮，门口已经站满了人。那天北京风大，天灰，街边自发摆满白花，没人组织，没人喊口号，但路人都知道怎么站、怎么低头。 不久后，毛主席也走了。 权力空着，人心散着，接班人是谁，一时间谁也不清楚。 那时候华国锋顶了上来。很多人对他印象模糊，只知道他办事稳，说话慢，表情总是平平的。 2月，华国锋正式接任国务院总理。这时候局面太复杂，左右都有人看着。 他一上来没急着出新政，而是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坚持，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照办。 他开会坐得正，说话慢条斯理。 听别人发言时不插嘴，偶尔点点头。有人说他胆小，也有人说他审慎。其实他自己清楚，自己的任务不是改革，而是稳住。党内的分歧还没合上，社会的情绪也难讲。 他顶得住这一阵子，后面的机会才可能出来。 1977年，《人民日报》头版挂出“两个凡是”社论。 全国都在学。干部读，学生背，报栏贴得密密麻麻。有人觉得这路子走不通，有人悄悄在议论，风开始往别处吹。可那一年，风还是慢的，动一动都得看周围眼色。华国锋知道，也接受。他不急，一边看一边试，一边稳着架子。 78年起，地方有了点动静。 南方先松口，政策开始试水。他没反对，也没喊停，只是不表态。有人开始看出他在往后退，他没有公开承认，也没有设障。 两年后，实质性的调整一出来，他就干脆卸了职。 1981年，他彻底退下来。 周恩来那个年代，是把国家“建”出来；华国锋那个时段，是把国家“撑”过去。一个打了地基，一个没让屋塌。 风格不同，局势不同，但都算在分内的事上没松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