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27年，邓颖超在广州产下一子，由于这个孩子生下来体重太大，超过了正常标准，导致邓颖超难产，而那时的技术还无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助产，但孩子的头部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无法成活！ （参考资料：2018-11-14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周恩来邓颖超为革命永远失去了做父母的机会）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宏大的理想往往会碾过个体的悲欢，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故事，恰恰就是在这种碾压下，探寻个人情感与身体如何安放的真实写照，他们的关系，远不是简单的爱情故事，而是两个灵魂在革命熔炉里，重新锻造“自我”的过程。 他们的身体，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完全属于自己，1925年，21岁的邓颖超在广州发现自己怀孕了，工作千头万绪，她觉得时机不对，便瞒着所有人，自己找中成药打掉了孩子。 这事换来的是周恩来前所未有的怒火，他的逻辑很特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你无权私自处置。 这个逻辑，邓颖超接受了，所以当第二次怀孕面临难产，整整三天三夜的折磨后，是她的母亲，一位老中医，拍板说“保大人”，这个决定背后，其实还是那个道理：留得青山在，革命的“资本”不能丢。 而周恩来自己呢？在婚宴上，为不善饮酒的妻子挡酒，一口气喝下三瓶白兰地，醉得一塌糊涂，这同样是用身体的透支，来完成团结同志的公共任务。 他们的情感表达，也总是被塞进各种缝隙里，1925年，邓颖超从天津被通缉，孤身南下广州，等来的不是爱人的拥抱，而是周恩来派来的秘书陈赓。 陈赓拿着旧照片，愣是没在码头上认出她，新婚的住所，文德楼里十平米的小屋，周恩来却提前为她准备了两盆她最爱的鲜花。 他们的婚礼，没有仪式，就是两个人静静待着，可同志们不答应，非要补办宴席，宴会上，邓颖超大方地朗诵周恩来写给她的情诗，把私密的爱意变成公开的宣言。 有人喊她“周夫人”，她立刻纠正：“我有我的名字，我叫邓颖超”，这不仅是独立，更是在宣告，他们的结合是两个革命者的并肩，而非谁的附属。 最终，个人最大的悲剧，被时代更巨大的危机所吞没，第二次怀孕的那个孩子，是个白胖的男婴，长得极像周恩来，可他被产钳夹出来时，就已夭折。 撕心裂肺的痛还没来得及消化，蒋介石的屠刀就挥了下来，广州城内，搜捕四起，周恩来在上海自身难保，被悬赏20万银元，却还冒险发来电报，催她快走。 刚刚生产完极度虚弱的邓颖超，根本没时间悲伤，在德国医院的医生护士，王德馨和韩日修等人的掩护下，她和母亲藏进后院小屋，国民党士兵来搜查，被德国院长一声呵斥挡了回去。 最终，她化装成工友，坐着小船，辗转香港，奔向上海，船上的呕吐与颠簸，几乎要了她半条命。 这次磨难，让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可能，当这对夫妻在上海重逢时，面对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他们似乎找到了超越痛苦的方式，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共同的理想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个人最大的失去被赋予了这样的意义，痛苦便不再是痛苦，而是一种勋章，是他们独特爱情与共同信念最牢固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