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向美国投降是代价最小的时候，不要拖延，拖得越久，未来的选择只会越来越少，最终我们可能只能跪着投降。”这是2018年，一位名为马臣的专家在公开平台上发表的震惊言论。

马臣，这个曾经在金融与科技领域积累了不少声誉的名字，突然提出如此激进的观点，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有人开始质疑，这种主张是否基于某种深刻的分析，还是仅仅源自于一种对现实无奈的焦虑？

这位专家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何在国家面临重大外部挑战时，提出如此令人难以接受的观点？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正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最迅猛的经济腾飞。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内需的政策，GDP增速连续多年保持在8%以上。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融服务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马臣正是在这个关键节点做出了人生的重要抉择——放弃体制内的稳定工作，投身创业大潮。

2000年春天，马臣在北京市朝阳区国贸商圈租下了一间不足50平米的办公室。

这里虽然空间局促，但地理位置优越，距离中国大饭店仅一街之隔。

他给公司取名为"新世纪财富顾问"，主打"生命与财富安保服务"这一在当时颇具创新性的概念。

公司业务主要分为三大板块：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定制化投资组合建议、企业并购重组中的风险评估、以及家庭财富传承规划。这种综合性的服务模式在当时的市场尚属少见。

当时北京金融街已经聚集了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国际投行的中国办事处，本土的华夏证券、南方基金等机构也占据着主要市场份额。

新世纪财富顾问开业第一个月，仅接待了三位咨询客户，其中只有一位最终签约。

为了维持运营，马臣不得不亲自跑业务，每天带着厚重的企划书穿梭于各大写字楼之间。

转折出现在2002年。马臣通过校友关系结识了几位在华尔街工作过的海归金融人才。

经过多次洽谈，他成功说服了曾在美林证券任职的张明加入团队，负责国际业务拓展。

随后，他又从清华大学挖来了计算机系的博士王立，着手开发金融数据分析系统。

2003年，公司成功签下了第一个跨国客户——一家准备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的德国制药公司。

此后三年间，新世纪财富顾问先后与瑞士银行、汇丰私人银行等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业务范围逐步扩展到香港、新加坡等金融市场。

到2006年时，公司员工规模已从最初的3人发展到近50人，年营业额突破3000万元。

时间快进到2011年，彼时距离马臣最初在北京国贸附近那间小办公室里创立财富咨询业务，已经过去了十一个年头。

这十一年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互联网技术，特别是Web 2.0和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全球范围内，2008年的金融海啸余波未平，促使人们反思传统金融模式的局限性，同时也为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创造了契机。

马臣将自己的事业重心从传统的金融咨询转向更具爆发力的金融科技（FinTech）领域。

2011年，他正式注册成立了“北京来美利科技中心”。

其登记的经营范围也明确指向了“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清晰地勾勒出其科技企业的定位。

紧接着，马臣便将资源，特别是他早年招揽的技术骨干王立及其团队，全面投入到新方向的研发之中。他们的核心目标是攻克财富管理中的关键环节——投资决策的智能化。

为了进一步深化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布局，不久之后，马臣又注册成立了另一家公司——“北京宏城利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方向和运营模式，公开信息相对较少，但基于其名称和成立时间点判断，外界普遍推测它与来美利科技中心一脉相承。

随着北京来美利科技中心和宏城利科技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逐步推进，大约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马臣开始越来越多地以“金融科技专家”或“资深投资人”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

他开通了个人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账号，开始直接面向数以万计的网民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

起初，马臣在公开场合和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大体上还保持在财经和科技的专业范畴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他的公司获得更多认可、个人声望日渐提升之后，马臣发言的胆量越来越大，措辞也愈发犀利，有时甚至为了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而显得有些刻意。

2018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急剧升级，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贸易战。美国特朗普政府依据其“301调查”结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数百亿乃至数千亿美元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直指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

面对美方的极限施压，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的对等反制措施，同时也反复强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持改革开放的立场。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贸易战冲击下，中国国内社会展现出了高度的凝聚力。

从官方媒体到民间舆论，支持国家采取强硬立场、反对贸易霸凌、强调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呼吁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声音成为了绝对的主流。整个社会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就在这股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准备勒紧裤腰带也要打赢这场“国运之战”的特殊氛围中，2018年4月20日，马臣却在他的个人新浪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标题极具冲击力和挑衅性的文章——《现在向美国投降是代价最小的时候》。

马臣那篇题为《现在向美国投降是代价最小的时候》的微博文章，以一种近乎断言的姿态，直接抛出了一个与当时社会主流情绪完全相悖的主张：中国应当立刻、无条件地向美国“投降”或“妥协”。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使用了极具冲击力的比喻，声称“现在投降”好比是“站着举起双手即可”，尚能保留几分体面；而如果选择对抗，拖延下去，未来可能面临的将是“不但要跪着，还必须跪姿标准，否则挨打更惨”的屈辱境地。

他在文章中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成就表达了深刻的怀疑甚至否定。

他不仅断言中国在至关重要的高科技领域，面对美国的领先优势，将“永远无法超越”，暗示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性不足，甚至还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部分原因，归结为依赖了“美国的施舍”或是搭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便车，而非主要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和国家战略正确的结果。

面对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指责、谩骂和质疑，马臣并没有选择沉默、道歉或是澄清，反而采取了一种更为强硬和坚持的姿态。

他在后续与网民的互动或公开回应中，坚称自己提出的“投降论”是基于“理性分析”和对现实力量对比的冷静判断，并非情绪化的表达。

更令人瞠目的是，他进一步明确表示：“过去、现在、将来，我都认为中国应该向美国认错。”

就在马臣的言论持续发酵，引发全社会广泛声讨后不久，北京来美利科技中心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了一份措辞严谨的公开声明。声明的核心内容是，宣布公司决定与马臣先生“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的其他股东、董事会成员或管理层，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与马臣进行“切割”，以牺牲创始人的方式来撇清公司与争议言论的关系，试图阻止负面舆论对公司品牌形象、业务合作以及潜在融资前景造成进一步的、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从此，“马臣”这个名字在中国的互联网语境下，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投降论”、“软骨头”的代名词。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持有类似悲观或主张对美妥协立场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事实上，当时在中国知识界和舆论场中，也存在一些学者和专家，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尽管他们的表述方式可能更为学术化或委婉。

例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曾在某些场合公开表示过，在特定条件下，“想要和平，最快办法就是认输”，虽然其具体语境和论证逻辑可能更为复杂，但“认输”的字眼在当时同样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另一位被提及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胡伟教授，据称他曾发表观点，认为中美关系走到紧张地步“全是中国的错”，甚至建议中国应当主动“向美国道歉”。

风波过后，马臣在公众视野中沉寂了一段时间。

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又再次活跃于网络社交平台。

这一次，他将矛头指向了中俄关系，公开主张中国应当“疏远俄罗斯，亲近美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换取它们的“接纳”和更好的国际环境。

这种观点与中国长期奉行的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以及根据自身国家利益决定对外关系的原则背道而驰。

历史证明，真正的崛起从来不是靠屈服换来的。我国的发展成就是亿万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任何妄自菲薄、否定自身道路的言论，终将被时代淘汰。

参考资料：[1]朱雨瑶.意识形态竞争与美国对华舆论战[J].西部学刊,2025(2):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