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一个还算优渥的家庭，打小就跟着当医生的祖父耳濡目染，8岁那年，他直接把祖父的医生标牌挂在自己房门上，铁了心要走救死扶伤的路。 后来他考上多伦多大学学医，为了凑学费，啥苦活儿都干过餐厅服务员、伐木工人、小学教师，这些底层经历让他亲眼见识了穷人有多难。那些在矿场里被压垮身体的工人，在贫民窟里没钱看病等死的家庭，都刻进了他心里。 学成后，他成了北美响当当的胸外科专家，在蒙特利尔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当骨干，还发明了12种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剪”直到现在还有医生在用。按说这时候的他该好好享清福了，拿着高薪住着豪宅，日子过得体面极了。可他偏不，开诊所专挑穷人多的地方，病人付不起钱就免费治，自己反倒经常揭不开锅。 真正让他思想变彻底的是一场大病。他三十多岁时染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基本就是绝症。他不想拖累妻子，主动提出离婚，自己住进疗养院。听说有种“人工气胸”疗法能治这病但风险极大，他直接拿自己当试验品，硬生生把自己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场生死劫让他更明白，医学不该只为有钱人服务，普通百姓的命同样金贵。 1935年他去苏联参加医学会议，亲眼看到当地的全民医疗体系，不管穷人富人都能看上病。这事儿彻底点醒了他，原来真的有能让所有人都享受到医疗的制度。回国后没多久，他就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认准了共产主义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他跟妻子说，自己现在走的路看似离经叛道，但只要认定了就绝不回头。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势力在那里肆虐。白求恩立马报名带队去前线，成了加拿大医疗队的队长。在西班牙的战场上，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血库，把输血设备直接推到战壕边，让伤员死亡率硬生生降了75%。可就在他为西班牙募捐时，传来了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消息。 他拿着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写的《红军在长征》翻来覆去地看，书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绝境里抗击侵略者的故事，让他心里的火苗越烧越旺。他跟身边人说，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反法西斯的战场，但中国的斗争更关键，那里才是最需要他的地方。 1937年底，他找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动要求带医疗队去中国。申请时他特意跟加拿大共产党强调，要是自己牺牲了，一定要告诉世人他是作为共产党员死的。1938年1月，48岁的他带着满满两箱子药品器械，乘上了去香港的轮船。路上他给前妻写信，说自己从没像现在这样坚定，中国需要他，他也能在那里发挥最大的作用。 等他辗转到了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听着毛泽东讲中国抗战的艰难，看着八路军战士们拿着简陋的武器却斗志昂扬，他更确定自己来对了地方。 党中央想每月给他发100元津贴，这在当时是笔巨款，可他一口回绝了，他跟聂荣臻说，普通战士每月才一元钱，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津贴也很少，自己只是个卫生顾问，绝不能搞特殊。最后这笔钱全变成了伤员的特别费，他反倒高兴得不行。 到了晋察冀根据地，眼前的景象比他想象的更惨烈，伤员们散落在老百姓家里，医生每天跑断腿也治不了几个，医疗器械更是少得可怜，好多手术只能用农具代替。他没抱怨一句，立马动手改造。看到老乡用毛驴驮粪的架子，他灵感一来，设计出了“卢沟桥”药驮子这玩意儿能装下100次手术的器材，架块门板就是手术台，跟着部队翻山越岭都不怕。 1939年11月，在抢救一名伤员时，他的手指被手术刀划破，感染了败血症。躺在病床上的他还在写治疗方案，给聂荣臻写信交代工作，把自己的手表、钢笔甚至袜子都分给了身边的战友，连前妻也托付给“中国援助会”照顾。弥留之际，他说在中国的这两年是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最幸福的时光，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再做更多贡献。 12月12日，他永远离开了，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毛泽东写下《纪念白求恩》，说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其实说到底，他不远万里来中国，不是为了名利，也不是一时冲动，是早年接触底层的经历让他心怀悲悯，是共产主义信仰让他找准方向，是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让他甘愿奉献。在他眼里，反法西斯没有国界，救死扶伤不分种族，中国的战士和百姓，都是值得他用生命去守护的人。这种跨越国界的大爱，才是他所有行动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