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总理第三次来到大寨视察，也是最后一次。吃饭时总理吃的很少，警卫员询问是否身体不适，总理坚定的说自己很好。警卫员继续追问，总理才害羞的说：我牙齿有点松动，希望饭能做软和点。接着又风趣的说：我今天搞特殊了。 1973年8月，山西昔阳县，大寨的虎头山下。 “永贵，等等我……” 喊话的人是周恩来，声音不高，甚至有点喘，但足够让在场所有人都停下脚步。随行的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夫妇、邓颖超、还有一大群中外记者，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位75岁的老人。他腿脚明显不听使唤了，正扶着身边的人，一步一步艰难地挪上那片他再熟悉不过的黄土地。 在场的大寨人，心里都“咯噔”一下。这位总理，真的老了。 这是他第三次来大寨。村口的欢迎锣鼓依旧震天响，山坡上的枣树也挂满了红果子，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一样。可乡亲们看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说不出的担忧和心疼。 大家还记得，1965年他头一回来，上这虎头山，那叫一个利索，几步就跨上去了。可现在呢？一个石头台阶，都得大寨的带头人陈永贵亲自伸手去搀一把，才能迈过去。 他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身体这台机器，零件已经磨损得差不多了。可他还是坚持走完了全程，一边走，一边指着那些层层叠叠的梯田、新修的水渠，用带着自豪的口气给外宾介绍：“你看，这些沟，这些坡，都是我们这里的农民靠两只手、一把镢头，硬生生刨出来的，了不起啊！” 这趟来，总理的身体状况，其实从饭桌上就能看出来。 中午吃饭，还是大寨的老规矩，小米饭、窝窝头，几样农家菜。可大家发现，总理几乎没怎么动筷子，就喝了几口汤。跟了他多年的警卫员张树迎觉得不对劲，悄悄凑过去问：“总理，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要不要请医生来看看？” 周恩来摆摆手，很干脆地回了句：“没有，我身体很好。”那语气，不容置疑。 可越是这样，张树迎心里越没底。他知道总理的脾气，向来是报喜不报忧，越说没事，可能事儿越大。他又追问了一句：“您就吃这么点，下午还有活动，身体哪儿受得了？” 也许是警卫员的关切让他没法再“嘴硬”，总理沉默了一下，脸上竟闪过一丝不好意思的神情，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他压低声音，有点害羞地对张树迎说：“是这么回事，我的牙齿……有点松动了，嚼东西费劲。能不能跟厨房说一下，把饭给我做得软和一点？” 说完，他自己反倒先笑了，又补了一句风趣的话：“看来，我今天是要在大寨搞一次‘特殊化’喽。” 在场的人听了，心里五味杂陈。一位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连牙齿松动这种最基本的生理问题，都羞于启齿，生怕给基层添麻烦。这件“小事”，比任何宏大的报告都更能说明，他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克己”，唯独忘了关照自己。 他跟大寨，跟陈永贵的缘分，得从1965年说起。 那年5月，他第一次来，是陪同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他来之前，凌晨四点还在办公室看一份关于中东局势的加急电报。天一亮，就直接上了去太原的飞机，下了飞机，又换乘吉普车，在土路上颠了三个多钟头才到大寨。 吃的什么？窝窝头，小米稀粥，高粱面饼。陪同的外宾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饭，真“硬”。 参观路线，特意选了最难走的“狼窝掌”。那地方坡度三四十度，全是松软的黄土，一脚踩下去，半只鞋就陷进去了。 他就站在这片陡坡上，扶着一块石头，回头说：“如果一个山村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那么一个国家也一定能。” 这句话，给了陈永贵，也给了所有大寨人无穷的底气。 1967年4月，他又来了第二次。这次陪着陈毅元帅，还有越南总理范文同。 虎头山已经变了样，梯田一层层盘了上去，山顶上修了蓄水池，在阳光下亮闪闪的。他看得很满意，不住地点头，临走时，拉着陈永贵的手说了一句：“永贵啊，地是整好了，要是再把这山坡都种上树，既能美化环境，又能保水固土，那才叫完美。” 一句看似不经意的嘱咐，成了大寨大规模植树造林的开始。 两年后，总理惦记的那些山坡，已经绿树成荫。 这第三次，他最关心的，已经是“接班人跟不跟得上”了。 所以，在跟陈永贵并排走着的时候，他悄声嘱咐：“永贵，青年人要抓紧培养，不能让这股子干劲，只停留在咱们这一代人身上。” 他心里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1973年傍晚，视察结束，到了离别的时候。 陈永贵一直把总理送到村口。周恩来紧紧握着陈永贵那双粗糙的大手，久久没有松开。 “我老了，”他轻声说，像是在对自己，也像是在对老朋友告别，“以后，怕是再没有希望来啦。” 1976年1月8日，噩耗从北京传来。大寨全村，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里的所有活计。乡亲们默默地扛着一面黑纱做的旗帜，插在了虎头山的最高顶。 第二年，大寨修通了最后一条引水渠。总理当年惦记的那些山坡，也都种满了苹果树和枣树。 后来很多年，每到果子熟了的季节，村里人还是会提上一壶小米粥，带上几块窝窝头，摆在山顶的观景台上。他们说，那是给总理留的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