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谁要是搞腐败，我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的脑袋！”对待贪腐要像毛主席一样！杀一儆百！看谁敢贪！ 2025年的今天，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反腐斗争持续高压的背景下，一句来自毛泽东的历史话语再次刷屏网络：“谁要是搞腐败，我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的脑袋！” 这句话既震撼人心，又引发广泛争议。有人拍手称快，呼唤“重典治吏”；也有人质疑其是否还适用于当今法治中国。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割脑袋”，而在于我们是否还记得反腐为何而起、靠什么落地，又将走向何处。 此言出于毛泽东在新中国初期的一席谈话，语气之猛、立意之重，绝非情绪化的空洞口号。它不仅是对权力监督的极限承诺，更是对人民立场的庄严宣誓。 将这句话抽离其历史语境，只当作“喊狠话”来解读，既低估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也忽视了新中国反腐体系的深厚基础。历史不是口号的堆砌，而是行动的轨迹。 毛泽东的反腐思想从来不是靠“吓唬人”维系的，而是以制度、纪律、信仰和群众力量为根基，构筑起党的自我净化能力。 他最深刻的警惕，不是“要不要杀人”，而是“我们会不会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刚刚建立，谢步升便因贪污、奸淫、谋杀被枪决，成为中国共产党反腐史上“开第一枪”的官员。他并非权力顶点，却因“动摇苏维埃根基”而被毫不留情地清除。 毛泽东当时明确表示：“我们必须用铁的纪律来保护人民的利益。”这不是杀一人，而是保万人，是政权存续的刚性逻辑。 类似的还有1937年的黄克功案。这位红军高级指挥员因逼婚未遂杀人，被依法判死。毛泽东亲自致信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此例一开，党纪军纪何在？” 他选择的是党性高于私情、法律高于战功的路径。这份冷峻背后，是对党风正气的极端珍视。1951年，刘青山、张子善案震动全国。 这两位“开国功臣”在治河工程中贪污国家巨款，高级将领、地方大员出面求情无果，毛泽东拍板枪决。他说：“不杀他们，老百姓不答应。” 这不是情绪化的“杀气腾腾”，而是以民意为锚、以法纪为绳，为新中国官场立起一面镜子。此案之后，中国官场风气为之一变，贪腐现象罕见数年。 但毛泽东的反腐从未止步于“砍头”。延安整风、井冈山纪律、群众监督、工农检察部、陕甘宁边区反贪条例……这些制度探索，构成了一个早期的廉政治理体系。 他强调“改造世界观”，要求干部从思想上脱离“旧官僚”，从灵魂深处铲除腐败的土壤。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他自己穿补丁睡衣、吃红烧肉待客，子女不得享受特权，形成强烈的道德感召力。 这种“从上到下”的清廉氛围，是今日许多国家反腐所望尘莫及的。但历史不是完美的剪影。 在“三反五反”、“四清运动”中，反腐斗争一度滑向简单化、运动化，甚至偏离法治轨道，带来某些“扩大化”问题。 这是毛泽东时代反腐策略的张力所在，也提醒我们，反腐必须立足于法、立足于制度，不能靠情绪、靠一时之勇。 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阶段。技术赋能让腐败无处藏身，制度反腐让监督有章可循。 从“天网行动”到“巡视回头看”，从《监察法》到八项规定，“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治理体系正在逐渐成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是延续毛泽东反腐精神的当代表达，是对人民交代的历史责任。 毛主席说：“我搞腐败，人民就割我的脑袋。”这是誓言，更是契约，是一位革命者对人民最极致的负责方式。今天我们不再靠“割脑袋”来治贪，但我们更需要那种“脑袋掉了也要反腐”的政治决心。 制度可以补位，但初心不能缺位；法律可以治身，但信仰才能治心。毛泽东时代的反腐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干部心中植入人民的尺度，才能真正做到“杀一儆百”。 真正的“杀一儆百”，不是靠杀人，而是靠让人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权力，这是人民赋予的责任；不是你一个人的饭碗，这是亿万人民的饭桌。谁动了公器，人民就会动你。 这，才是“割脑袋”的真正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