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党组织给肖林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只有一个要求：“组织什么时候要钱必须给，要多少就给多少！”没有想到他的做法让所有人都没有意料到。
1941年的重庆，山城雾气弥漫，街头巷尾充斥着商贩的叫卖声和行人的喧嚣。夜晚，一家不起眼的小茶肆里，昏黄的灯光映照着两道身影。肖林低头啜了口茶，目光却不时扫向门口，似乎在等待什么人。突然，一名穿着长衫的中年男子推门而入，径直走向肖林，低声说了句暗号：“山高水长。”
肖林不动声色，将一包用油纸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递了过去。男子接过，匆匆离去，消失在夜色中。这不是普通的交易，而是中共南方局急需的一笔资金，藏在油纸包里的，是肖林用智慧和胆识换来的救命钱。 这场交易只是肖林秘密生涯的冰山一角。他，一个表面上是精明商人的“肖老板”，实则是周恩来亲自委派的“红色资本家”。
他的任务只有一个：无论何时、何地，党需要多少资金，他就必须筹到多少。这份重担，让他和妻子王敏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游走在刀锋之上，书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
肖林，1909年生于浙江宁波，年轻时便展现出敏锐的商业头脑。1936年，他在上海民生公司担任职员，接触到进步思想后，加入了秘密的“职业青年救国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他的妻子王敏卿，同样是坚定的革命者，夫妇二人配合默契，甘愿为党的事业奉献一切。
1941年春，重庆江津街头，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小商行悄然开张。店面不大，货架上摆满了牙膏、肥皂、毛巾等日用品。肖林穿着朴素的布衫，笑脸迎人，像极了普通的生意人。没人知道，这家小店的背后，藏着中共南方局的希望。 肖林的生意经并非凭空而来。
他和王敏卿深入调研，发现战时的重庆市民受蒋介石政府“新生活运动”影响，日常用品需求激增。牙膏、牙刷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成了紧俏货。肖林果断从上海采购了一批日用品，运到重庆，设点销售。不到一个月，首批货物售罄，净赚500万法币。
这笔钱，迅速被送往南方局，变成了前线的枪支弹药、烈士家属的抚恤金，以及地下党员的活动经费。 但这只是开始。肖林明白，单靠日用品远远不够。他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市场：木材、五金、西药，甚至女式内衣和化妆品。这些商品在战时供不应求，利润丰厚。肖林的恒源字号很快扩展为“大生公司”，生意遍布重庆、宜昌等地。
他广交三教九流，与军统、中统甚至国民党高官周旋，表面上是八面玲珑的商人，实则步步为营，守护着党的秘密。 一次，南方局急需50万法币购买药品，限期三天。肖林连夜盘点库存，发现资金缺口巨大。他当机立断，变卖了一批木材，又从黑市高价倒卖西药，总算凑齐了钱。深夜，他将钱装进破旧的麻袋，亲自送到指定地点。
接头人检查后，握着肖林的手说：“肖老板，你救了多少人的命啊。”肖林只是笑了笑，转身离开，夜色中他的背影显得格外单薄。
一次，上海局需要将一批黄金运出敌占区，肖林灵机一动，将黄金缝进财务委员会成员的马甲和腰带中，伪装成普通旅客，成功突破封锁。这批黄金，后来成为华东解放区的重要经费。 然而，危险无处不在。
1947年，国共合作破裂，中共上海办事处撤回延安，肖林由上海局书记刘晓单线领导。他不仅要筹集工运经费，还要应对特务的严密监控。一次，国民党稽查队突袭华益公司仓库，肖林镇定自若，带着稽查队长参观仓库，佯装不经意地递上一包进口香烟，趁机将藏有美钞的油桶转移。
事后，王敏卿心有余悸地说：“差一点就暴露了。”肖林却只是拍拍她的手，沉声道：“只要党需要，我们就得干下去。”
与此同时，肖林内心也充满矛盾。他深知，每一笔赚来的钱，都可能救活前线的战士，或帮助困顿的烈士家属。可为了掩护身份，他必须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甚至扮演“唯利是图”的商人角色。一次，他在重庆宴请国民党官员，席间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内心却如刀割般痛苦。
他问自己：这样的伪装，是否违背了党员的初心？王敏卿察觉到他的挣扎，深夜为他泡了杯茶，轻声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新中国。”这句话，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肖林前行的路。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钟声敲响，肖林和王敏卿终于卸下伪装，将华益公司全部资产——12万两黄金和1000多万美元——上交国家。他们只留下了三块银元，作为八年隐秘生涯的纪念。这三块银元，后来被肖林亲手交到重庆红岩博物馆，静静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肖林的故事，是无数地下党员的缩影。他们没有硝烟中的枪炮，却用智慧和牺牲，为新中国铺就了经济基石。时至今日，红岩博物馆的展柜里，那三块银元依旧闪耀着光芒，提醒着后人：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每一个默默奉献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