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曾决定去台湾，后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只评了一句话，彻底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1939年元旦，北平的冬夜寒风刺骨。周作人宅邸内，昏黄的灯光映照着书桌上散落的稿纸。突然，一声枪响划破寂静，两名自称“天津中日学院学生”的青年闯入，枪口直指周作人。子弹擦过他的胸口，奇迹般被毛衣上的铜扣挡住，只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
他惊魂未定，妻子羽太信子尖叫着扑过来，检查他的伤势。门外，日本宪兵的脚步声迅速逼近，刺客早已消失在夜色中。这场未遂的刺杀，如同一记重锤，砸碎了周作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
刺杀的真相是什么？它为何成为周作人滑向“汉奸”深渊的转折点？从五四运动的先锋到日伪政权的文化代言人，周作人的人生轨迹如何一步步偏离？让我们回到那个动荡的年代，揭开这段复杂而矛盾的故事。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震彻华北，北平沦陷。北京大学举校南迁重庆，文人墨客纷纷南下，寻找抗战的希望。然而，周作人却选择留下。他的理由看似简单：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与孟森、马裕藻、冯祖荀三位教授留守，保护校产。
但这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因素。他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家中19口人，迁徙不易。更重要的是，周作人对日本文化情有独钟，留学日本的经历让他对中日关系抱有复杂的情感。他曾写道：“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 这种“中日同源”的观念，在和平时期或许是学术探讨，但在战时却显得天真而危险。
留守北平的周作人，起初试图保持中立。他拒绝了日伪政权抛来的橄榄枝，安静地读书、写作。然而，生活的拮据和日方的持续施压，逐渐动摇了他的立场。1938年，他参加了日本主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与伪政府官员和日军将领同席而坐。消息传开，文化界哗然。茅盾、郁达夫、老舍等作家联名谴责，郭沫若甚至公开喊话：“知堂若能南下，我愿以千百人换他！” 周作人却不为所动，他似乎已下定决心，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939年的刺杀事件，成为周作人命运的拐点。枪声响起的瞬间，他或许感受到死亡的冰冷，也或许嗅到了日本人精心设计的圈套。事后，日本宪兵队迅速加强了对他的“保护”，而他也在同年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位。 紧接着，他步步高升：1940年成为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甚至以“和平使者”身份访问日本和伪满洲国。
北平的街头，战火的阴霾笼罩着每一寸土地。周作人的书斋“苦雨斋”却依然摆满了古籍和译稿。他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写道：“国民思想病得很重，非请医生检查不可。” 讽刺的是，他自居“医师”，却成了日伪政权的帮凶。
他的文章试图为中日合作寻找文化依据，却被时人斥为“汉奸的自我辩白”。在日军阅兵式上，他甚至头戴日本战斗帽，身着军装，俨然一副日军指挥官的模样。 文坛巨匠的形象轰然崩塌，留下的只有“文化汉奸”的骂名。
1945年，抗战胜利的钟声敲响，周作人的命运也迎来审判。12月，他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6年，法庭宣判死刑，文化界一片震惊。他的老友胡适、俞平伯等人四处奔走，蒋梦麟出具证明，称周作人留守北大是受其委托。最终，死刑改判为14年，后减为10年。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重获自由。 他曾考虑前往台湾，但最终选择留在大陆。他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坦陈自己的“罪行”，表达悔意，并请求为新中国贡献力量。 信中，他详述了留守北平的无奈、刺杀的恐惧，以及对日伪政权敷衍塞责的态度。毛泽东看完信后，淡淡地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这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的后半生。他被安排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得以重拾笔墨，专注于古希腊文学的翻译。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病逝于北京家中，终年82岁。周作人的一生，是才华与污点的交织。他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散文大家，翻译巨匠，却也是抗战时期的“文化汉奸”。他的选择，既有个人性格的软弱，也有时代洪流的裹挟。 刺杀事件、妻子羽太信子的影响、日伪政权的诱惑，都成为他堕落的推手。而毛主席的宽容，则为他提供了救赎的机会。
周作人的故事，远不止“汉奸”二字所能概括。他的翻译作品，如《希腊的神与英雄》，至今仍是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化的珍贵桥梁。
周作人的一生，如同一本翻开的书，字里行间既有才华的闪光，也有污点的阴影。他从刺杀的惊魂中走向深渊，又在毛主席的一句话中重获新生。历史的复杂性，让我们无法简单评判他的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