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任弼时被捕，敌人派兵将他押往安庆。在途中，有人多人上前围观，就在此时，任弼时竟然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了一个很面熟的人，他兴奋的打算跟那人打招呼，却突然觉得这样太过于冒失了。
1928年3月，上海阴雨连绵，空气里透着股潮气。任弼时正赶往一场秘密会议，却不料落入敌人圈套，被捕后押往安庆。路上，他瞥见一个熟面孔，差点脱口而出招呼，关键时刻却忍住了。 任弼时，1904年出生在湖南湘阴唐家桥一个乡村教师家庭，从小跟着父亲在私塾里念书，课余常跑去田野玩耍。1915年，他考进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后来转到明德中学读书，课外总爱翻看进步书刊，思想渐渐开阔。1920年，他加入了毛泽东发起的俄罗斯研究会，开始接触革命思想。次年，他去了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语，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他坐船辗转海参崴，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1922年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回国后，他在共青团中央干得风生水起，参与组织五卅运动，写了不少宣传文章，鼓舞大家反帝反封建。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任弼时在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委员，忙着在武汉起草政治意见书，主张搞土地革命。八七会议上，他又当选临时政治局委员，跑去湖南阻止冒险暴动，保住不少革命力量。1928年，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起草红军建设纲领，为革命事业打下了扎实基础。
1928年3月，上海的地下工作如履薄冰。任弼时接到通知，要去参加一场党团干部会议。他化装成普通市民，低调赶往会场，快到地方时，却发现身后有几个鬼鬼祟祟的家伙，眼神老往他这边瞟，明显是国民党特务。他当机立断，通知其他同志分头撤离，自己和三个同志殿后，想掩护大家离开。可敌人动作太快，迅速封锁了街口，持枪士兵把他们围住，押上了囚车。任弼时双手被绑，坐在颠簸的车厢里，脑子却没停下，一直在盘算脱身的办法。 第二天，敌人决定把他们押到安庆去。押送队伍走的是乡间小路，周围全是田野和低矮的民房，村民们听说有犯人被押送，远远聚过来看热闹。任弼时低着头走路，尽量不引人注意。队伍走到一个集市时，人群更密集了，叫卖声、议论声混在一起。他无意间抬头，瞥见人群里有个熟悉的身影，是彭佑亭，一个走街串巷卖杂货的老熟人，平时跟党组织有些联系。彭佑亭肩上挑着担子，装作普通小贩，混在人群里张望。任弼时差点就想喊他，但马上意识到这太冒险，可能会暴露彭佑亭，甚至连累更多同志。 他犹豫了一下，决定冒险传递消息。趁着士兵不注意，他放慢脚步，靠近人群，装作咳嗽几声，吸引彭佑亭的注意。然后他低声说了几句话，表面像是随便寒暄，实际却藏着关键信息，点明自己被捕的事。彭佑亭脑子转得快，马上明白过来，装作认错人，嘀咕了几句就挑着担子走了，混进人群不见踪影。任弼时松了口气，知道消息应该能传出去。他继续跟着队伍走，假装没事人一样，尽量不让士兵看出破绽。
彭佑亭回到住处，趁着夜色，通过可靠渠道把消息传到上海。任弼时的妻子陈琼英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接到消息后，赶紧向党组织报告。党组织立刻行动起来，联系了律师何维道，还通过地下网络疏通关系，筹划营救。第二天，国民党开始审讯。审讯室里昏暗潮湿，墙上全是霉斑。三位同志先被审问，因为信息不对称，他们以为有人泄密，承认了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都一口咬定不认识任弼时，尽量保住他的身份。 轮到任弼时时，他被押进审讯室，身上满是泥污，双手还被绳子绑着。他站得笔直，说自己只是个路过的商人，莫名其妙被抓。敌人不信，动用了皮鞭和木棍，拷打得他满身伤痕，但他死咬着自己的说辞，一个字都不多说。审讯拖了好几个小时，敌人换了好几拨人，手段越来越狠，可任弼时就是不松口。审讯室外，士兵来回走动，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
与此同时，上海的营救行动没停过。陈琼英和同志们连夜开会，商量对策。何维道出庭辩护，义正词严地指责敌人非法抓人，制造了不少舆论压力。党组织还通过地下渠道，收买了狱卒，疏通了关节。几天后，营救行动成功，任弼时被秘密转移出来，坐上一艘小船，沿江而下，躲开敌人耳目，回到上海。他满身伤痕，身体虚弱，但意志没被打垮，稍作休养后又投入了工作。 获释后，任弼时在上海一处隐秘住处养伤，每天简单处理伤口，翻看书报，恢复体力。1931年，他去了中央苏区，担任红二方面军政委，跋山涉水，指挥战斗。1938年，他代表党中央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抗战情况，争取支持。1940年回到延安，他负责后勤，亲自检查粮食和物资，分派驻地。1949年，他拖着病体主持青年团大会，站在台前讲话，声音虽弱但铿锵有力。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操劳过度，脑出血复发，在北京去世，年仅4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