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李鸿章去世，他给子孙留下4000多万两白银和无数家产，可没想到，52年后，他的孙子，43岁的李子嘉，竟因为穷得买不起食物，活活饿死了，死后，他的身上只裹了一张破草席，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草草埋葬了事。 根据清末留学先驱容闳的记载，这笔私产高达4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整年的财政收入，换算到现在至少价值300亿人民币。 这些钱可不止是码在银库里的现大洋，更多是扎在各地的实业根基——安徽、江苏两省的良田连成片，光安徽境内就有三万多亩；上海公共租界的石库门洋房占了半条街，南京夫子庙旁的商铺、当铺半数挂着李家招牌；天津、武汉的钱庄握着流通命脉，漕运线上的货船首尾相接，连宫里流出的官窑瓷器、历代名人字画都塞满了十几个库房。 长子李经方作为主要继承人，分到的更是精华中的精华，上海静安寺路的三层洋楼带着两个足球场大的花园，安徽芜湖的万亩良田每年收的租子能堆成银山，苏州还有一片茂密的山场，更别提南通大生纱厂的股份、武汉码头的栈房。 这些家底足够让他这辈子衣食无忧，可他对1910年出生的独子李子嘉，硬是宠成了不知人间疾苦的纨绔。 李经方是老来得子，妻子是一位英国人，这种欢喜让他对儿子有求必应，李子嘉住洋楼、穿西装，从小跟着洋人教英语和马术，零花钱装在雕花檀木盒里任他取用，买条西洋猎犬花的钱够寻常百姓过三年安稳日子，他不用学管家业，不用懂谋生技能，唯一的“功课”就是怎么把钱花出去，一身少爷病被养得根深蒂固。 16岁那年，李经方撒手人寰，葬礼上李子嘉还披着麻戴孝哭唧唧的，转头就从家里牵出英国猎犬，揣着一叠银票闯进了上海的赌场，第一次上桌就赢了几百两，他觉得这钱来得比收租还容易，从此赌场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白天在“大世界”赌坊里推牌九，晚上就去“长三堂子”找花魁消遣，为博美人一笑，当场拍出3000大洋买下整条街的烟花，夜空亮得跟白昼似的，管家跪着求他收手，他却嗤笑一声：“我李家缺这点钱？”连后来染上花柳病，双腿溃烂流脓，都让人抬着轿子去赌，纱布渗血染红椅垫也浑不在意。 成年后掌家，他更是把糟蹋家底的本事发挥到极致，芜湖临江别墅雇了二十多个佣人，还养着专属戏班，每天晚上摆流水席请人听戏，一掷千金眼睛都不眨，赌瘾越来越大，跟上海滩的流氓大亨对赌时，一夜间输掉芜湖十里洋场的产业眼睛都不红，转头又扛着家里的古董字画去当铺换钱接着玩。 赌场的刺激还填不满空虚，没多久又沾了鸦片，家里专门辟出烟房，天天躺着吞云吐雾，身体垮了不说，家产败得更快，母亲痛斥他，他竟嘴硬说“我有田有房饿不死”。 1937年淞沪会战打起来，上海的名流富商纷纷打包金银细软往内地逃，李子嘉却留在日占区里照样豪赌，日本人占了他的洋楼，他就搬到鸦片馆暂住，用最后一点家底跟汉奸、鬼子赌钱，赢了就接着抽鸦片，输了就卖身上最后一件值钱东西。 这时候他早把田契、房契偷出去抵押光了，族中长辈气得联名登报跟他断绝关系，母亲彻底心寒，带着最后一批珠宝返回英国，临走前丢下一句“你连你祖父一根头发都比不上”，唯一陪伴他的姨太太，也趁他睡着卷走最后三根金条和翡翠镯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喃喃自语，才明白钱比人走得还快。 到1948年，38岁的李子嘉成了芜湖街头的“三无人员”——没房子住，没一分存款，更没正经营生。身上衣服补丁摞补丁，鞋子露着脚趾头，只能靠捡烟屁股、讨饭过活，曾经的锦衣玉食全成了过眼云烟，走投无路时，他想起左宗棠的孙子左巨生，厚着脸皮找上门求助。 左巨生自己也不宽裕，只能偶尔给口剩饭剩菜，让他不至于立刻饿死，1953年的寒冬来得特别早，芜湖街头飘着冷雪，没人注意到蜷缩在破庙里的李子嘉已经没了气息。 43岁的他，终究还是因为买不起食物，在饥寒交迫中咽气，死后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邻居看不过去，找了张破草席裹住他的尸体，抬到城外乱葬岗，找个空旷地方草草埋了，连块刻名字的碑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