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抗日战争，也许会想到中国守军装备简陋、武器万国造。可就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几年，中国军队是经历过一次装备大换新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闸北战场。一位名叫施梅林的德国少尉与中国官兵并肩作战，在营长阵亡后主动接手指挥，最终在全营无人幸存的情况下血洒沙场。这位德国军事顾问的故事，折射出抗战前期中德军事合作的一段特殊历史。 上世纪30年代，中国与德国之间曾有过一段罕见的“蜜月期”。尽管两国在二战中分属敌对阵营，但在抗战爆发前的近十年里，德国却是国民政府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后疯狂扩军备战，急需钨、锑、锡等战略资源。而当时世界钨储量的三分之二在中国，中国钨储量的三分之二在赣南，赣南钨砂产量几乎占全球产量的一半。 面对日本的蚕食，中国也需要加强战备。两国一拍即合，达成了 “钨砂换军火”的交易。中国用战略矿产换取德国的军事技术援助。 合作规模惊人。1936年，中国从德国进口了价值2300万马克的军火；而1937年，这一数字猛增至8200万马克。这些军火包括飞机、坦克、大炮、步枪和大量弹药。 德国军事顾问团为国民政府制定了《陆军改革建议书》，计划在有限财力下先建立小型德式装备部队作为核心，最终完成60个德械师的整编。德国顾问们确信，如果中国拥有60个精锐德械师，将足以应付各方军事威胁。 然而现实很骨感。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只完成了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第二批10个师仅接受了训练，却缺乏重武器。即便是这些“德械师”，也与真正的德军相差甚远。 真正的德军每个步兵班都配有MG34通用机枪，每个团有6门75毫米步兵炮和2门150毫米步兵炮。而国军最精锐的教导总队，师属炮兵也不过是12门75毫米山炮和4门37毫米反坦克炮。 这些部队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德盔师”，因为他们配备了独特的德式M35钢盔。从外表看，他们头戴德式钢盔，手持德式步枪，面貌与其他中国部队截然不同。 德国对中国的帮助不仅仅是武器销售。当时，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受聘于南京国民政府，协助中国开展军事现代化改革。 顾问团规模最大时达70多人，其中包括塞克特、法尔肯豪森等高级将领。他们分配到中央军各教育机关及驻扎南京附近的部队，推动国民革命军的德国化改造。 这些顾问不仅参与训练和整编部队，还直接参与了实战指导。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德国军事顾问法尔肯豪森亲自在前线协助指挥，参战的德国军事顾问多达71人。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中国军队投入了最精锐的德械师——第36师、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由于中方投入了配置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又有德国军事顾问直接参与，这场战役被日本及欧美舆论称为“德国战争”。 德械师在战场上表现英勇。比如88师谢晋元部死守四行仓库的事迹，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然而，德械师在重武器方面的严重不足让他们在日军优势火力面前付出惨重代价。 一位历史学者形容：“国军德械师一个团的火力密度还比不上德军一个营。” 在轻武器方面，德械师与日军不相上下，但日军每个联队配有6门75毫米步兵炮，每个师团更有36门75毫米野战炮和12门105毫米榴弹炮。 就在中国抗战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德国方面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随着德意日三国于1937年11月签订反共协议，德国逐渐向日本靠拢。 希特勒认为日本在对抗苏联方面是立场坚定的伙伴，而国民政府已经倒向美国阵营。于是，德国从1938年5月开始断绝了对华武器供应，并召回了顾问团。 更令人痛心的是，意大利在与中国合作期间，竟然将中国订购的D.510C型战斗机减少数量，并转身将同型号战斗机卖给日本，让日本摸清了中国的空军底细。 中德军事合作虽然短暂，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记。中国兵工厂在德国帮助下开始仿制德式武器，如“中正式步枪”和马克沁重机枪。这些仿制武器在性能上甚至优于日军的同类装备。 留德学人和同济大学毕业生在吸收德国技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据统计，领导或参与南京国民政府兵工领域工作的留德学人有35人之多。 日本对中德军事合作始终予以高度关注。日军1932年轰炸同济大学，1937年“八一三”期间更是将这座德国在中国的文化重镇彻底炸毁。这既是对德国迟迟未撤回军事顾问的报复，也是对中国学习德国走向强盛之路的打击。 当年亲历战场的老兵回忆：“我们的步枪不比日本人差，但人家一发炮弹过来，我们一个班就没了。” 德械师在淞沪会战中虽损失惨重，但他们用血肉之躯挫败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 1938年后，随着苏联援助的到来以及后来美国援华物资的输入，德式装备逐渐退出主力舞台。那些头戴德式钢盔的身影，最终成为抗战史上一个短暂而深刻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