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就义后，负责审斩的山阴县令李钟岳悔愧难当，整天闷闷不乐，几次自杀未遂，最后乘家人不备，在寓中悬梁自缢，年仅53岁。 一个杀人的人，为何会因为杀了人而自杀？ 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1907年那个溽热的夏天，藏在一个女英雄和一位旧官僚之间，仅有两天的生死交集中。 故事的开端，是一场失败的起义。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败被捕。酷刑之下，有人招供，牵扯出了一位女性的名字——秋瑾。 浙江巡抚张曾扬闻讯，如获至宝。他早就想拔掉绍兴大通学堂这颗“革命钉子”，现在终于等来了借口。 7月13日，清军包围大通学堂。 当时，秋瑾完全有机会逃走。但她看着满屋子年轻的学生，平静地做出了一个决定：遣散所有人，自己留下。 她对最后的几个同志说：“革命要流血才能成功，就从我秋瑾开始吧。” 她被捕了，押进了山阴县衙。负责审理此案的，正是县令李钟岳。 李钟岳，一个典型的旧式文人。科举出身，信奉儒家的温良恭俭，平日里勤政爱民，口碑不算差。他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做个安稳的太平官。 但他没想到，一件足以压垮他灵魂的案子，就这么砸在了他的头上。 提审之前，他接到了巡抚张曾扬的密令，电报上只有几个字，却冰冷得像刀子：“毋须审讯，立即处斩。” 李钟岳拿着电报，手都有些发抖。 “毋须审讯”，这是什么王法？他虽然只是个七品县令，但也读了半辈子圣贤书，知道“人命关天”。更何况，案卷里的证据根本不足以定一个女人的死罪。 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决定：必须升堂审讯。 公堂之上，李钟岳看到了秋瑾。她穿着一身素色长衫，虽然戴着镣铐，但眼神清亮，毫无惧色。 李钟岳按照程序发问，秋瑾一言不发。 李钟岳命人拿来笔墨，说：“你若不愿说，便写下来吧。” 秋瑾沉吟片刻，挥笔在纸上写下七个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 写罢，掷笔于地。再无一言。 李钟岳看着这七个字，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女犯人，而是一个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女中豪杰。 他当即认定：此女子绝非乱党，此案必有冤情。 他连夜找到顶头上司、绍兴知府贵福，恳求将此案上报，由浙江按察使司复审。 贵福是巡抚张曾扬的亲信，他冷笑着从袖中抽出另一封电报，拍在桌上：“李大人，你看清楚，这是抚台大人的意思。你要是办不了，就摘掉你的乌纱帽，让你身家性命一起陪葬！” 李钟岳的抗争，失败了。 他知道，秋瑾必死无疑。而自己，将是那个亲手行刑的刽子手。 回到牢房，他最后一次去看秋瑾。看着眼前这个即将赴死的奇女子，他这个主审官，竟不知该说什么。 最终，他只问了一句：“你家中还有何事？有何遗言？” 秋瑾平静地提出了三件事：一、准许写信与家人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物。 李钟岳听着，眼眶发红。他含泪答应，并向秋瑾深深一揖。这一揖，无关官阶，只为一个读书人对一个英雄最后的敬意。 他无法改变她的命运，但决心要维护她最后的尊严。 他拒绝了上司使用“站笼”这种极具侮辱性的刑具的命令，也坚决不同意行刑时剥去犯人的衣物。 这是他作为一名清朝官员，所能做出的最后、也是最大程度的抗命。 1907年7月15日，凌晨四点。 绍兴，轩亭口。 李钟岳一身官服，面色惨白地站在刑场上。当秋瑾被押到时，他默默地转过身，不忍再看。 刀光落下，一个伟大的灵魂陨落了。 处死秋瑾后，李钟岳仿佛被抽走了魂魄。他无法原谅自己，一个本该“亲民如子”的父母官，却亲手杀害了这样一位为民请命的侠女。 几天后，他毅然辞官，离开了这个让他良心备受煎熬的地方。 回到杭州的寓所，他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家人发现，他整日枯坐，不言不语，常常以泪洗面。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他几次试图自杀，都被家人及时发现并救下。他的精神，已经彻底被那段经历摧毁了。 辞官后不到一百天，他终究还是找到了机会。 趁家人不备，他关上房门，用一根白绫，结束了自己53岁的生命。 他用自己的死，为秋瑾的死，写下了一个沉重无比的注脚。 李钟岳的悲剧在于，他的良知，生在了那个不允许有良知的时代。他想做一个好人，但体制却逼着他做一个恶人。 他反抗过，挣扎过，但最终还是屈服了。而恰恰是这一次的屈服，让他背负上了一生都无法卸下的道德枷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