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构想的重提：特朗普的动因、意图与现实困境 一、特朗普重提G2构想的核心动因 特朗普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夕重提“G2”（两国集团）构想，并非偶然的外交表态，而是基于美国内政外交双重困境的策略选择，本质是寻求中国协助破解自身发展难题。 从经济层面看，美国正面临多重结构性危机。其一，债务问题已到临界点，巨额国债规模使美国急需外部力量参与债务平衡，而中国作为主要债权国之一，其态度对美国债务市场稳定至关重要。其二，通胀压力持续困扰民生，美国试图通过协调中美贸易关系、优化商品供应链，缓解国内物价上涨压力。其三，特定产业陷入困境，大豆等农产品滞销问题直接影响农业州选票支持，而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关键出口市场。此外，中国对稀土的出口管制击中美国高端制造“软肋”，成为其无法回避的战略痛点。这些经济难题的解决均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促使特朗普试图以G2构想搭建协商平台。 从外交与战略层面讲，美国单极主导能力持续弱化。在全球治理中，无论是气候变化、核扩散等传统全球议题，还是数字经济、供应链安全等新兴领域，都需要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协同参与。特朗普政府意识到，仅凭美国自身力量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挑战，而G2构想可为其争取战略主动，在减少自身投入的同时维持国际影响力。 二、G2构想的可行性：结构性矛盾下的先天缺陷 G2构想并非新事物，2008年由美国学者伯格斯登提出，核心是中美“共同主导世界事务”，但从诞生起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今重提仍难可行。 其一，中美战略认知与价值理念根本对立。美国的G2带有霸权底色，希望中国在其框架内“分担责任”，延续“美国消费、中国生产”旧模式；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对“少数国家说了算”，这种认知分歧构成底层障碍。 其二，国际体系不支持双极主导。当前全球多极化加速，欧盟、东盟、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崛起，各国对中美“共管世界”普遍警惕。发展中国家担忧利益被忽视，中小国家警惕阵营对抗，G2缺乏国际基础。 其三，中美双边矛盾远超合作空间。2008年美国获中国协助缓解危机后，随即转向对华遏制，“合作-反目”轨迹削弱中国对G2的信任。当前两国在核心利益领域分歧加剧，缺乏互信的框架难以承载“共同主导”命题。 三、特朗普的核心诉求：以“共治”名义求“协助” 特朗普重提G2，是借“分享领导权”名义换中国在关键领域让步，诉求集中在经济与战略维度。 经济上，诉求直接且务实。一是希望中国维持或增加美国国债持有，支撑其财政赤字；二是推动降低中国农产品进口门槛，解决美国大豆滞销问题，缓解贸易逆差；三是争取放松稀土出口管制，保障美国高科技供应链安全，均指向美国短期经济利益。 战略上，诉求更隐蔽。特朗普希望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全球议题治理，让中国在气候变化、核扩散等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为美国减轻战略负担；同时通过高层对话“可控管理”中美竞争，避免对抗冲击美国核心利益，本质是低成本维持战略平衡。这种诉求带有“PUA”特征，与2008年美国借G2觊觎中国外汇储备的逻辑一致，均是用“领导地位”虚名换实际利益。 四、破局方向：超越“集团共治”，构建新型互动关系 G2构想的争议本质，折射出中美关系在全球格局转型期的深层矛盾：既需要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又存在结构性竞争与分歧。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跳出“少数国家主导”的思维定式，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型中美关系。 对中国而言，应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在维护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开展选择性合作。对于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共同挑战，可通过双边协商机制推进合作；对于涉及主权与发展权的核心问题，则坚决拒绝妥协。同时，应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强化多边机制作用，以多极化格局对冲“集团政治”的风险。 对美国而言，亟需摒弃“霸权思维”与“零和逻辑”，正视中国的发展诉求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美合作的基础应是平等互利而非单方面让步，全球治理的主体应是各国共同参与而非少数国家垄断。只有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建立真正的互信机制，才能实现“1+1>2”的合作效应。 从全球视角看，国际社会应警惕任何形式的“集团共治”倾向，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事务的治理权理应回归各国人民共同所有，而非由中美两国垄断。 特朗普重提G2构想，终究是冷战思维与霸权逻辑的延续，既不符合中美关系的现实，也违背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中美关系的未来，不在于构建“两国集团”的排他性框架，而在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找到“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管控分歧”的平衡点。这既是对中美两国的考验，更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