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遇害后，蒋介石大开杀戒，连黄埔嫡系都不肯放过：求情无耻。 1951年除夕夜在台北，夜气很冷，街口风细细刮过屋檐，忽然一阵短促的枪声，院墙里三个人倒下，地上没有多余的脚步声，看门的士兵收起枪机，灯光压低到只剩一个框，名字在名单上写得清清楚楚，李玉堂，陈伯兰，陈石清，罪名四个字写成一排，通共叛国，外面没人看到审判，家属也没等到一句交代，遗物样式简陋，连遗言都来不及整理成一句整话。 前些日子吴石落网，风声已紧，档案室夜里有人出没，电话线被人递来递去，台面上说的是程序，背后聊的是名单，等到李玉堂被带走，圈子里人说话不敢抬头看人，黄埔出身的也开始互相避眼，一起吃饭的人改成单点，不再拼桌。 说到李玉堂，黄埔一期，校门口站过队，训练场泥地摔得满身都是土，和李延年、李仙洲并称山东三李，抗战年头指挥第8军在正面硬扛过日军，部队被喊作泰山军，整营整营从山谷里穿出来，打完仗，老长官拍着图板看地图，觉得这人还行，这种干活的心里有数。 战后一路提，集团军总司令的牌子挂上墙，胸前别过青天白日勋章，兖州那一仗丢了阵地，被发了永不叙用的条子，风头过了又被招回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指挥权接回手里，电台换新频，补给线也加粗，能把这样的人重新放上台面，主力让他握在手里，信任这个词在那时很重。 可他心里的路变了，前线出发的车上不再说打几天回头休整，转成问这仗打到哪里算个头，抗战那会儿说的是江河山川都压在肩上，走到四九年，街巷里都是本乡本土的口音，战场对面站着的还是自己熟悉的皮靴和水壶，他不愿再拉着弟兄们去拼命，在帐篷里坐着的时候，看着地图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 这一点被人看见，切口从家里找到，陈石清是内弟，出入最自然，话说到心里不扎手，陈伯兰是妻子，往来信件用的是买菜的口袋，签名换成家里常用的小名，副官李刚跟在身边，化名魏天民，文件替你收，门口替你挡，组织给的托付很明确，海南要有个动静，渡海要有个支点，这条线绷得很紧。 安排看着严密，人手也不多，能遮的都遮住，海南若能提前举动，解放军往海上伸手的节奏就能更顺，兵站、船只、码头灯光的变换都会提前，李玉堂作为军中台柱，如果在那一刻翻面，意义不只是一支部队，更是一整片海口的门闩被人从里面拔下。 破口却出在旧识上，李刚在大陆带队的时候，曾经策反过一个连，连长当时摇摆了几次，战后又回了国军序列，被编进32军，档案夹里夹着几张旧纸，在台湾的营区里抬眼一看，觉得这副官眼熟，私下里托人对比了一下旧照，越看越像，晚上又去问了两句过往，线索就对上了。 那位连长把情况送到了保密局，李刚被带走，手里东西都没来得及销，主线被扯掉，外围的触点立刻亮红灯，电话里改口的速度跟不上抓人车的速度，李玉堂、陈石清、陈伯兰陆续落网，文件柜抽屉里还留着没来得及换掉的纸，钥匙挂在墙上没摘。 整个筹备到崩掉，时间不过一个季度，营区里的人只记得换过一次门岗，食堂的饭菜咸淡变了一点，别的痕迹都被扫掉在白天，夜里回想起来，也就是谁谁谁那几天不在队列里。 案子到了台面，主审的人是钱大钧，当年在黄埔教过书，点过名叫过到，前后情分清得很，呈报上写着重判不死，给个下台阶，留条路，跟着走的人还能心里安稳一点，文件送上去，批改处回了一个字，“耻”，这个字重得很，意思像是在说，谁替他说话，谁脸上挂不住。 这一笔下来，手里的尺度也就定了，队伍里传递的信息很简单，别提情面，别谈交情，表格上只有是否可靠这一栏，吴石那边交来的口供让审讯室灯一直亮着，李玉堂这条线露头，名单又加了一页，圈子里的人开始换住处，会议室的门缝贴了两层胶条。 这个案子留给后来人的提醒更直白，旧身份不清，下一步就会出问题，战场策反过的人有过暴露记录，按纪律应当尽快转移，尽量不再回到相同系统，不该承担贴身岗位，复用导致面对面的识别，这种撞车一旦发生，所有伪装都会失效。 如果这条线走通，海南那一块可能提前变天，海上筹备的时间会更充裕，岛上的兵力配置会重新排列，登陆窗口的测算能有更充分的选择，李玉堂的名字也许会被写到另一页，成为起义将领的序列，站在开国典礼的阅兵场边缘，历史不会回头看哪一步没走，只会把走成的路径定在那里。 回到那一夜，枪声落下，院墙外的风继续吹，1951年这张日历翻过去，台湾的白色恐怖在那一年走到最紧的阶段，表面是对敌对阵，底层是对信任的收紧，军政系统里的人开始更在意自保，文件的落款变得更谨慎，老友之间的寒暄缩短成一句话。 李玉堂本有另一条路，起义成功就能回到大陆，在部队里继续带兵，海南的局面也许会因此提前稳定，实际展开成了另一种结果，动作还没来得及实施，线就断了，组织里为这条线付出的人名现在只剩下备忘录里的几行字，留下的教训被一遍遍讲给后来人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