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濮阳，四个朋友举杯言欢，本以为只是日常聚会，谁能想到，酒过三巡之后，2人提前离去，1人却死亡，死者家属当即将最后喝酒的1人，告上法庭索赔，法院判决，赔偿52万余元。 2023年年初，孟某某、段某某、张某和杨某四个朋友相约在火锅店聚餐。席间气氛热烈，推杯换盏，其乐融融。吃到一半，孟某某突感身体不适，捂着肚子提前离席。段某某当天没喝酒，也以家中有事为由离开。包间里就剩下张某和杨某。两人越喝越尽兴，张某举起酒杯说：“来，今天不醉不归！”杨某笑着回应：“好，干到底！” 饭店老板正在隔壁忙碌，突然听到包间里传出吵闹声和玻璃碎裂声，赶紧推门查看，只见张某后脑流血，地上满是碎杯。老板连忙拿纸巾帮他止血，劝他们赶紧去医院检查。可两人醉意正浓，张某嘴里嘟囔着：“我没事，再喝点。”杨某也附和着要走。老板再三劝说无果，只能看着他们摇摇晃晃地离开。 第二天清晨七点，民警打来电话，告知张某被发现倒在小区北门外。家属赶到现场，将他送医，但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身亡。张某的家属悲痛欲绝，多次联系杨某，却发现他的手机关机。等警方找到杨某时，他冷淡地说：“他自己喝的酒，出了事自己负责，和我无关。” 这场聚餐就此演变成一场法律纠纷。张某的家属将杨某告上法庭，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杨某辩称两人自愿喝酒，自己并未强迫，张某受伤离开是他个人行为，自己无义务承担后果。然而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与张某同为饮酒者，且杨某是最后陪同者，理应在张某受伤、醉酒无法自理的情况下，履行提醒、劝阻、照顾与救助义务。 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杨某明知张某受伤却未采取任何措施救助，甚至关机躲避家属联系，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导致张某延误治疗、最终死亡，其行为与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应承担侵权责任。 不过，法院也指出，张某作为成年人，应对自身饮酒行为及后果承担一定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张某明知酒量有限仍强行饮酒，并拒绝就医，其自身行为加重了悲剧的发生。综合双方过错程度，法院判决杨某承担55%的民事赔偿责任，赔偿张某家属各项损失共计528621.57元。 值得一提的是，饭店老板虽为事件目击者，但无须承担责任。法院认定，其在发现伤情后立即提供止血、劝医措施，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老板的行为无过错，因此不需承担连带责任。 从法律角度看，本案属于典型的共同饮酒致人损害责任纠纷。同饮者之间虽非监护或雇佣关系，但在法律上仍存在“合理注意义务”。这意味着，一旦同桌饮酒者醉酒失去行为能力，他人若有条件救助却放任不管，造成严重后果，就可能构成过错侵权。 从社会层面看，这起事件也折射出一个现实：酒桌上的“义气”与法律上的“责任”往往相悖。许多人认为，朋友喝酒是自愿行为，出了事各自负责。但法律并不认同“各喝各的”这种逻辑。因为在公共场所共同饮酒，一方明显醉酒、受伤、昏迷时，另一方若放任不管，就已违反社会公德与法律义务。尤其是在张某受伤流血的情况下，杨某不仅没有报警、送医，反而选择逃避，这种冷漠行为直接触碰了法律底线。 这起案件还给“酒文化”敲响警钟。酒桌上常常被视为感情的“催化剂”，但法律提醒我们：劝酒、拼酒、失救都有可能成为法律风险。不少案件中，因一句“再喝一杯”，换来的是无法挽回的悲剧。民法典实施以来，“共同饮酒人责任”被写入多地司法裁判标准，其目的正是为了强化社会责任感，遏制无度饮酒背后的风险。 有人说，这起判决太重，喝酒又不是犯罪；也有人说，判得太轻，一个人的生命岂止52万元。但法律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冷静的衡量。法院并非苛责杨某喝酒，而是惩戒他在朋友生命垂危时的冷漠不作为。这是对每一个饮酒者的警醒：责任，不止于举杯时的情谊，更在于事发后的担当。 这起案件没有赢家。一个家庭失去了亲人，一个朋友付出惨痛代价。“同饮”意味着共乐，也意味着共责。酒桌上“我没事”的笑言，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句话。喝酒可以助兴，但永远不能失去理智与良知。当朋友倒下时，真正的义气，不是一起醉，而是送他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