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天，胶东半岛的一个小村庄里，13岁的陈敏学正在家里背诵日语课文，突然，两个端着枪的日本兵闯进了院子。“会说日语的小子，跟我们走！”其中一个用蹩脚的中国话吼道。 这一刻，陈敏学攥紧了手里的课本，他知道这一天终究会来，自从村里开办日语学习班后，他就成了日本人重点关注的对象，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他学得太快，说得太流利。 父亲曾经警告过他，学鬼子的话是为了知己知彼，绝不是为了给他们卖命，可现在，两把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全家人，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母亲瘫软在地上，妹妹吓得躲在门后不敢出声，父亲想要上前理论，却被枪托狠狠推开，陈敏学咬了咬牙，放下课本站起身来，迈步走向了未知的命运。 日军据点设在十里外的龙王庙，这里原本是村民们祈求风调雨顺的地方，如今却成了侵略者的巢穴，小队长藤田上下打量着这个瘦弱的少年，用日语问了几个问题，陈敏学都对答如流。 藤田很满意，当场决定让他留下当翻译，从那天起，陈敏学有了一个日本名字，穿上了日本军装，成了据点里最年轻的翻译官。 村里人的唾沫星子几乎要淹没这个13岁的孩子，走在街上，有人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上汉奸的晦气，有人则直接指着他的鼻子骂，说他祖宗八代的脸都被丢尽了。 陈敏学一声不吭，他不能解释，也没法解释，因为他心里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关乎许多人性命的秘密。 在据点里的第三天，陈敏学就开始琢磨怎么把日军的情报传递出去，他发现每次日军准备大规模行动前，伙房都会多蒸好几笼馒头，炊事班会格外忙碌。 他开始留心藤田办公室里的动静，趁着送茶倒水的机会，偷看墙上的作战地图，那些标着红色箭头的位置，往往就是即将遭殃的村庄。 第一次传递情报时，陈敏学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笔，他把消息写在一片薄纸上，趁着上茅房的功夫塞进墙缝里。 第二天清晨，来据点送菜的老李头会顺手掏走那张纸条，就是通过这样简陋而危险的方式，许多村庄提前得到警报，转移了粮食和人员，让日军的扫荡一次次扑空。 最让陈敏学揪心的一次，是日军计划夜袭王家沟的游击队伤兵站，那里住着十几个受伤的战士和照顾他们的老乡，如果被日军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那几天据点戒备森严，送菜的老李头生病没来，情报根本送不出去，陈敏学急得整夜睡不着，最后想到一个办法。 他给家里写了封信，表面上是报平安，实际上用藏头的方式把消息藏在字里行间，他的母亲虽然不识几个字，但能看懂儿子从小就会的暗语。 三天后，母亲托人给他送来一双新棉鞋，哨兵检查时把鞋底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发现，等到晚上，陈敏学拆开鞋垫，发现母亲用针线扎出了简单的回信：人已转移，放心，那一刻，这个13岁的少年把脸埋进被子里，无声地哭了。 藤田不是傻子，接连几次行动失败让他起了疑心，他开始怀疑据点里有人通风报信，把接触过情报的人都审问了一遍。 陈敏学也被单独叫去问话，藤田把军刀架在他脖子上，冰冷的刀锋贴着皮肤，只要稍微用力就能割破喉咙。 陈敏学强迫自己不去发抖，用日语平静地说自己只是个翻译，什么都不知道，或许是因为他年纪太小，或许是因为他的日语说得实在漂亮，藤田最终还是放过了他。 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几个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藤田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把酒瓶狠狠摔在地上，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失声痛哭。 陈敏学趁着混乱冲进档案室，抢出一本记录着被捕人员名单的花名册，这本册子记载着日军抓捕的抗日人士和普通百姓的信息，是重要的证据。 当八路军接管据点时，陈敏学穿着日本军装站在院子里，把那本花名册双手递了上去，围观的村民群情激愤，有人喊着要打汉奸，就在这时，王家沟的村民赶来了，送菜的老李头也拄着拐杖站出来作证。 他们告诉大家，这个孩子救了多少人的命，传递了多少重要情报，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骂了几个月的小汉奸，竟是冒死潜伏的英雄。 战争结束了，可陈敏学身上的阴影并没有立刻散去，他觉得自己愧对那些骂过他的乡亲，因为他确实穿着敌人的衣服，说着敌人的话，在敌人的据点里生活。 直到多年以后，当他成为一名教师，看着课堂上那些和他当年一样大的孩子，他才渐渐释怀。 历史不应该被忘记，那些在敌后潜伏的英雄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误解，他们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荣光，却同样用生命在战斗。 陈敏学只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在黑暗中守护着微弱的光明，等待着胜利的那一天。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新华社——抗日小英雄陈敏学：13岁潜伏日军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