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家财万贯的邓永祥在临终前要求儿子邓兆尊：“你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败家子，出力地花钱。” 直到多年后，邓兆尊才明白父亲当年的用心良苦。 嘉诺撒医院的病房里，除了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还放着邓永祥常听的《胡不归》唱片，唱到 “杜鹃啼血” 那一句时。 老人枯瘦的手攥着邓兆尊的手腕，力气大得不像临终之人 —— 他没说出口的，是对身后家事的隐忧。 邓永祥走后第三个月，洪金梅就带着律师找到邓兆尊，提出要 “管理” 父亲留下的楚留香酒楼和西贡地皮。 那时邓兆尊刚把父亲的粤剧唱片藏品清点完，看着满满一屋黑胶唱片，想起父亲让他 “花钱” 的嘱托，咬咬牙把其中一半捐给了香港文化博物馆，剩下的卖给了收藏家。 拿到支票那天，他请三位刚认识的女友去半岛酒店吃饭，一次性给每人办了张附属信用卡，每月额度定在三十万港元 —— 这是他 “败家” 的开始。 1998 年冬天，邓兆尊把父亲早年投资的唱片公司股份低价转让了。 买家是圈里熟人，劝他 “再等等，行情能涨”，他却想起父亲病床前的话，只说 “钱放在手里才危险”。 这笔钱到手后，他在跑马地给三位女友各租了套公寓，距离相近却互不打扰。 每周轮流去陪伴，见面时总会带些父亲留下的小物件 —— 有时是块旧怀表，有时是枚粤剧脸谱胸针。 洪金梅得知后，在媒体上哭诉说 “兆尊糟蹋家产”，可邓兆尊没回应，只是加快了处置资产的速度，次年又卖掉了尖沙咀的一栋写字楼。 2000 年夏天，洪金梅私自拿着邓永祥的旧印章，试图抵押楚留香酒楼贷款。银行打电话核实，邓兆尊才知道这事，当天就带着律师去酒楼查封了财务室。 看着母亲在酒楼大堂撒泼的样子，他突然懂了父亲的用意：父亲留下的物业、股权都是 “死资产”，一旦被人攥住把柄就能处置，可把这些换成现金、分散花出去，反而成了 “活钱”。 至少母亲没法再用父亲的名义挪用。那天晚上，他给三位女友各转了五十万，说 “买点喜欢的东西”，自己则把父亲的戏服找出来，对着镜子比划了两下《吕布与貂蝉》里的身段。 2003 年，洪金梅把邓兆尊告上法庭，说他 “恶意处置家族资产”，要求分割剩余财产。开庭那天，邓兆尊带了厚厚的流水单。 从 1997 年到 2003 年，他花出去的钱有迹可循：捐给慈善机构的、给女友的生活费、变卖资产的款项，每一笔都能对应到具体时间和用途。 律师当庭指出，这些支出都是 “合理消费”，且邓永祥的遗嘱里本就写明子女可自由处置各自份额。 洪金梅没能拿出反驳的证据，只能看着法官驳回她的诉求。走出法院时，邓兆尊抬头看了看天，第一次觉得父亲的话 “有点道理”。 2006 年，法院最终判决邓永祥遗嘱有效，洪金梅仅获一元遗产。 那天邓兆尊没庆祝，只是去父亲的墓地坐了坐，带了瓶父亲爱喝的米酒。 他跟父亲 “说”：“我把酒楼卖了，卖了个好价钱，妹妹们的生活也安顿好了。” 那时他手里还剩西贡的一小块地皮和几处住宅，没再继续变卖。 他知道，该花的钱已经花了，剩下的足够支撑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也守住了父亲想保全的东西。 之后几年，邓兆尊偶尔会客串影视剧，比如在《皆大欢喜》里演个纨绔子弟，片酬不多，纯属兴趣。 他还是保持着给女友发生活费的习惯，只是不再像早年那样大手大脚，会跟她们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偶尔在家煮碗面。 有人问他后悔 “败家” 吗，他总笑着说：“我爸让我花，我就花，花得安心。” 2019 年洪金梅患肺癌住院，邓兆尊带着妹妹们去探望。病床上的女人没再提财产的事，只是拉着他的手，说 “当年不该闹得那么僵”。 邓兆尊点点头，给她递了杯温水，那些年的争执，好像随着父亲的嘱托和岁月，慢慢淡了。 母亲走后，他把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套戏服捐给了粤剧博物馆，捐之前自己穿了一次，在镜子前唱了段《光绪皇夜祭珍妃》，唱腔没父亲的清亮，却多了几分释然。 现在的邓兆尊还住在香港，手里握着西贡地皮的租金和早年变卖资产剩下的钱，生活不算奢侈却安稳。他偶尔会去父亲常去的茶餐厅，点一碟干炒牛河，听邻桌老人聊粤剧。 信源：父亲死后留下4亿财产，临终遗言：做个败家子吧，把钱花光！——搜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