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了婚却还住在一起，为了孩子维持表面上的幸福，男子却因怀疑前妻出轨，开车多次冲撞所谓情敌，最终从家庭矛盾走向刑事犯罪。” 2024年10月8日下午。邹某在街头等候，他的车里放着一把事先准备好的匕首。几天前，他已经通过翻看前妻的聊天记录，确认了一个名字——冯某。他认定这是妻子“夜不归宿”的原因，也是破坏家庭的“罪魁祸首”。离婚后的两年里，他与前妻李某虽然名义上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但为了给孩子一个看似完整的成长环境，两人仍然生活在一起。可是，在邹某眼里，这份同居关系带来的不是稳定，而是持续的矛盾与不安。 当天下午，冯某骑着电动三轮车路过邹某设下的“埋伏地点”。邹某一脚油门，猛地撞了上去。三轮车翻倒，冯某被甩在地上。邹某下车看了一眼，发现对方只是轻伤，便再次上车，将车头对准冯某冲去。冯某慌乱之下跑向路边停靠的车辆中间，试图借此逃脱。 连续多次冲撞，不仅让冯某受伤，还波及到旁边的多辆汽车。事后，邹某拨打120和122，但谎称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避而不提自己故意撞人的事实。等到救护车将冯某送往医院，经检查确认其全身多处骨折，伤情达到轻伤二级。 警方调取监控后，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这不是意外，而是有预谋的蓄意冲撞。 在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争论：邹某的行为究竟构成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 根据《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是故意犯罪。” 邹某明知用汽车多次冲撞人体可能造成死亡后果，仍然多次实施撞击，其主观上已经表现出一种希望或者放任结果发生的态度。因此，法院认定其行为性质应属于故意杀人罪。 然而，冯某最终虽然受伤，但因成功躲避，未被致死。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邹某在连续撞击后，未能造成死亡结果，正是属于犯罪未遂的情形。 在一审中，法院综合考量，判处邹某有期徒刑六年，没收作案车辆，并责令赔偿冯某医疗及相关损失十二万余元，另赔偿两名车辆车主两万余元。 邹某不服，提出上诉。他的理由有三：第一，自己只是一时冲动，本意是报复情敌，没有真正想杀人，顶多算故意伤害；第二，事情起因在前妻与冯某的“不正当关系”，应当考虑这种背景因素；第三，案发后他有报警行为，算是自首情节，应当减轻处罚。 二审法院的裁判意见明确：其一，邹某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驾驶汽车多次撞击人体的严重后果，他仍然实施行为，已经表明有杀人故意。其二，即便存在对前妻的怀疑，这种私人情绪也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理由，更何况，邹某与李某已经离婚，所谓“出轨”已无法律上的约束力。其三，所谓的“自首”不成立。因为邹某在报警时，隐瞒了自己故意撞人的事实，直到警方调取监控后才承认。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 既然他最初并未如实交代，自然不能认定为自首。 最终，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案件触发了公众的关注，原因在于它不仅是一起人身伤害案，更是一场从家庭矛盾蔓延到社会危害的典型事件。离婚后的共同生活，本意是给孩子营造一个稳定氛围，但在情感与现实交织下，矛盾反而被放大。 社会意义在于警醒公众：离婚并不代表矛盾的终结，若处理不当，反而可能引发更激烈的冲突。当事人若有不满，应通过法律渠道解决，比如子女抚养权争议、财产分割争议，而不是采取极端方式。 从多方视角看，冯某无论是否与李某存在交往，都不构成邹某伤害他人的理由；李某作为母亲，她的生活方式虽引发前夫不满，但法律上她有独立人格和选择自由；邹某作为父亲，本该理性处理，但他最终选择以车为武器，跨越了法律红线，结局只能是身陷囹圄。 法律的价值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警示。故意杀人罪作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一旦成立，刑罚严厉且无可回避。情感冲动并不能成为免罪的理由，更不能成为社会可以容忍的借口。 当下社会，家庭矛盾、情感纠纷频频引发刑事案件。这起案件再次证明，一个成年人在情绪面前如果缺乏法律敬畏，极可能从“争执”一步跨向“犯罪”。这不仅毁掉了他自己的人生，也给孩子和家庭留下了长久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