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改造那会，态度最强硬的人叫刘镇湘，这个人比黄维态度还硬，而刘镇湘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的弟弟叫刘镇夏，是我党人员。功德林改造期间，著名的煤山大捷就是刘镇湘发动的。 说起刘镇湘，这人确实有意思。他不像黄维那样，天天琢磨着造“永动机”来表达自己的“科学救国”梦，也不像文强那样，总拿自己和毛主席的亲戚关系说事儿。刘镇湘的硬，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带着几分草莽气的硬。他在功德林里是出了名的“刺儿头”，谁要是表现得积极一点，他准会投去鄙夷的目光。 而最能体现他这种性格的，莫过于那场轰动一时的“煤山大捷”。 功德林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战犯们也要劳动改造。其中一项活儿，就是冬天烧锅炉、运煤。这活儿又脏又累，还得爬上高高的煤堆，大伙儿都有些犯怵。可刘镇湘不一样，他一听有体力活，二话不说就抢着干。他爬上煤山，手脚麻利，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还时不时地指挥别人，俨然一副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架势。 有一天，几个日本战犯也在煤山干活。许是言语不通，许是骨子里的傲慢，一个日本兵在递工具时，对刘镇湘吆五喝六，态度极为不屑。这可捅了马蜂窝。刘镇湘眼一瞪，二话不说，抡起手里的铁锹就冲了过去。其他国民党将领一看，这还了得，自己人哪能让外人欺负，也纷纷抄起家伙，一场混战就此爆发。 这就是所谓的“煤山大捷”。一群昔日的将军，为了争一口气，在煤堆上打得不可开交。事后，刘镇湘自然是受到了处分，但他却一点不在乎，还觉得痛快。在他看来，军人的荣誉，比什么都重要，哪怕是在功德林里，也绝不容许外人践踏。 这种硬气，贯穿了刘镇湘的一生。在淮海战役碾庄被围时，兵团司令黄百韬已经绝望，准备自尽。刘镇湘却把蒋介石颁发给他的所有勋章挂满胸前，亲自端着冲锋枪，带着残部发起了最后的冲锋。 他心里清楚这是以卵击石，但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战死沙场。最终，他弹尽被俘，成了功德林的一员。 刘镇湘的这份“愚忠”，让很多人不解。但他自己却觉得理所应当。可偏偏命运就是这么爱开玩笑，这样一个对国民党忠心耿耿的将军，他的亲弟弟刘镇夏，却是我党的一名秘密党员。 这事说起来就更有戏剧性了。刘镇湘兄弟姐妹众多，因为家境贫寒，孩子们很早就各自谋生。刘镇湘选择了从军，而他的弟弟刘镇夏，则在读书期间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兄弟俩，一个在国民党阵营里摸爬滚打，一个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秘密工作，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据说，在刘镇湘被俘后，组织上曾考虑过让刘镇夏去做哥哥的思想工作。但考虑到刘镇湘那又臭又硬的脾气，这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谁也说不准，如果兄弟俩真的在功德林里相见，会是怎样一番情景。是一番唇枪舌战，还是相对无言？我们不得而知。 其实，刘镇湘的“硬”，并非全无来由。他的人生起点，甚至比很多共产党将领还要“红”。 他是黄埔五期毕业生，一毕业就参加了叶挺的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被叶挺提拔为特务连连长。1927年，他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可以说，如果不是在起义失败后负伤掉队，辗转投靠了蒋介石，他的人生轨迹或许会完全不同，功德林里恐怕就要少一个“顽固分子”，而我军的将帅名录里，或许会多一个姓刘的将军。 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走错了路，一步错，步步错。刘镇湘最终还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了功德林里那个最强硬的“钉子户”。 他在功德林里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他看不惯王耀武、文强等人在“新生园地”板报上积极表现，就当众拍打画上的马屁股，讽刺他们“拍马屁”。这事闹得很大，最后还是杜聿明出面，才把他镇住。毕竟，在国民党的军队体系里，杜聿明是他的老上级，官大一级压死人，刘镇湘再横，也得认这个理。 1975年，刘镇湘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走出了功德林。晚年的他回到了广西，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据说，他很少向人提及当年的战事，也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立场。1986年，这位性格刚硬的老兵在家中病逝，享年80岁。 纵观刘镇湘的一生，他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作战勇猛，却又愚忠顽固；他出身“根正苗红”，却最终走错了道路。他的故事，就像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一个深刻的注脚，让人在唏嘘之余，也不禁思考：何为忠？何为义？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选择又是何其重要，又是何其渺小。而那场发生在煤山之上的“大捷”，或许正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哪怕是在最狼狈的境地，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守住那份看似可笑却又无比珍视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