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说起来，黄茂才就是个最普通的穷苦人。家里穷，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为了混口饭吃，托了同乡的关系，在1948年，22岁的他进了重庆的渣滓洞监狱，当了个看守。 他刚进去的时候，也以为里面关的都是青面獠牙的“政治犯”。可接触下来才发现，这些人大多是和他年纪相仿的青年，有文化，有理想，说话客客气气。他慢慢觉得，这些人，不像宣传里说的那样坏。他心里给自己定了条规矩：不打、不骂、不刁难，能给方便就给方便 就在这时候，江姐被捕了，关进了渣滓洞。黄茂才在登记犯人信息时，发现江姐的籍贯是“自贡”，他眼睛一亮，这不是老乡吗？他悄悄用家乡话跟江姐搭了句话，示意有事可以找他。江姐当时刚受过酷刑，被单独关押，处境非常艰难。她一开始对这个年轻的看守也充满了警惕，毕竟，谁知道这是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 但黄茂才用行动一点点打消了江姐和狱友们的疑虑。他利用看守的身份，巧妙地把江姐调到了女牢的集体牢房，让她得到了狱友曾紫霞等人的照顾。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是信任的开始。从那以后，黄茂才就成了共产党人在渣滓洞里的一条秘密交通线。 他做的事情，听起来都挺平常，但在当时，每一样都是提着脑袋在干。比如，利用外出的机会，偷偷把江姐她们写的信带出去，再把外面的报纸、消息和药品带进来。从1948年10月开始，经他手送出去的信件，前前后后有三十多封。重庆快解放的消息，就是他冒着风险带进去的，让狱中的同志们兴奋不已。江姐那封著名的、写给儿子的托孤信，据说也是由他送出的。 为了感谢和保护他，女牢的同志们还悄悄凑了些毛线，给他织了一件毛衣。这件毛衣，既是谢意，也是一份特殊的“护身符”，万一将来出事，或许能当个物证。 1949年11月，就在重庆解放前夕，特务们开始最后的疯狂屠杀。而黄茂才因为行事“可疑”，早就被上头盯上了，提前被“资遣回家”，侥幸躲过了那场劫难。临走前，他还把一份由狱中同志写好的《最后的报告》成功带了出去。 黄茂才做的这些事，说他是英雄，他可能自己都觉得够不上；但你说他是特务、是凶手，那真是天大的冤枉。可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解放后，因为他“渣滓洞看守”的身份，被人举报。而那些能为他作证的同志，大部分都在大屠杀中牺牲了。人证没了，物证——那件关键的毛衣，也在颠沛流离中不知所踪。黄茂才百口莫辩，就这样被推上了刑场。 从死刑改判无期，再到减刑，黄茂才在牢里待了十几年，1964年才被释放。出狱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打听那件毛衣的下落，可哪里还找得到？在那个黑白分明的年代，他头上的“历史问题”帽子，让他和家人受尽了白眼和歧视。 转机，一直等到了1981年。 重庆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史料时，发现很多幸存者的回忆录里，都提到了一个帮助过他们的“小黄”看守。他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联系上了黄茂才。更幸运的是，当年在狱中照顾江姐的曾紫霞同志还健在。 当白发苍苍的黄茂才和曾紫霞再次相见，两位老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曾紫霞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老黄，要不是你，我们那些信根本送不出去，江姐最后的嘱托也无法传达！” 有了曾紫霞和其他幸存者的联合证明，历史的真相终于被一层层剥开。1988年，一纸正式的平反文件送到了黄茂才手中，恢复了他的名誉。从1951年被判死刑，到1988年彻底平反，这桩天大的冤案，整整迟到了37年。 黄茂才的故事，让我这个讲故事的人也感慨万千。他不是什么大英雄，他只是一个在黑暗的磨盘里，凭着一丝良知，试图让齿轮转得慢一点、咬合得松一点的普通人。他的善良，让他冒着生命危险去传递信息；但也正是他小人物的身份，让他在历史的巨浪中，差点被无声地淹没。 那件遗失的毛衣，虽然再也找不到了，但它所代表的那份情谊和信任，却在几十年后，由活着的人一针一线地重新“织”了出来，还了黄茂才一个清白。这可能就是历史的温度吧，它虽会迟到，但终究不会永远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