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12日，彭冲来到彭真家中，祝贺94岁生日，亲切交谈，嘘寒问暖，笑容满面，举止温柔，合影留念，永恒的回忆！ 彭冲这一辈子，绕不开福建漳州。 1915年生在那里，家境清贫，屋子里书倒是不少。 他少年时就觉得这世道不对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气味压得人透不过气。念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心里点了火。 1933年入团，第二年成了党员，算是早早踏进了这条路。 他年轻时的活动有点特别，不是直接扛枪，而是先从文艺入手。 漳州有个“虹桥文艺研究社”，后来被他和同志们改造成“芗潮剧社”。 他们演话剧，写小戏，把党的主张说给百姓听。看戏的人里有学生，也有码头的工人，甚至混着特务。他知道风险，却照样上台。舞台成了他的战场。 抗战爆发后，剧社去了厦门巡演，拉出一条文艺抗日战线。那时候他已经是地下工委的骨干，负责组织救国团，短短两个月拉出三千多人。 1937年他走进新四军，先是宣传队副队长，后又担任各类政治职务。 白天跟着部队打仗，晚上在村子里贴标语、开会，和百姓坐在土炕上说政策。 到了解放战争，他已经是政工骨干，转战南北，打过鲁南、莱芜、孟良崮。他的特点是，打仗之外更重视人心。上级的命令，他总要结合部队的实际去消化，想办法让战士听得懂、做得到。这种做法提高了部队的凝聚力。 1949年以后，他回到地方。先在福建、华东做统战，后来调到江苏。 南京解放后，他先是市委书记、市长。那时候南京百废待兴，电厂半瘫痪，工业薄弱。 他提出南京不能只是消费城市，要有生产能力。于是带头建厂、改厂，短短几年总产值翻了几倍。 他还盯着城市绿化，种树、修路，南京的景观从那时起有了雏形，老百姓叫他“好市长”。 “文”来了，他成了对象，在南京被揪几百次，吃尽苦头。可一到恢复岗位，他又被拉去主持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 常年在工地跑，和技术员、工人一起吃住。 大桥竣工那年，全国都在说这是奇迹，他背后挨的骂、流的汗，别人不见。 70年代中后期，他成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那段日子，他一边要顶着政治风浪，一边要保南京的古城风貌。 他坚持不拆城墙，坚持保护历史遗迹。 有人骂他“顽固”，他就一句话：“历史留给后人的东西不能砸。”事实证明，城墙留下来了，南京今天还能叫“古都”。 1976年党中央派他去上海，那时局势复杂，彭冲带着中央工作组去了。他不爱说空话，到上海第一天先去粮仓和电厂。 看完就一句：“粮要稳，电要亮。”这几句比什么动员口号都管用。 他和苏振华、倪志福一起把上海局面撑了下来，还推动了宝钢的筹建。那时候谁都知道中国钢铁落后，宝钢的启动，算是他留下的一个大手笔。 他的仕途在此之后升到全国层面。 1977年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人大那几年，他主持起草、审议过将近百部法律。还有一件事很有象征意义，他提议全国人大开会不挂领袖像，改挂国徽。这事后来成了惯例。 对他来说，法治不是口头说说，而是要落实到制度和细节。 1990年代，他写过《民主法制论集》，反复强调民主和法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书不是文艺腔，也没有大话，很多是他在常委会工作中的笔记，朴素但清楚。 他知道，这些制度建设会比个人功劳更长久。 到了1993年，他退下来，成了离休干部。可还是关心时局，照样关心法治和经济。他平时穿着简单，常在院子里遛弯，偶尔有人认出他，他也不多说。 1996年秋天，他去看望彭真。 那天是彭真九十四岁生日，彭冲带着笑意走进屋，声音不高，却一句一句问候得很细。 屋里气氛暖和，像是老战友久别重逢。两人合了一张影，笑容都真切，那张照片后来传开，成了一个定格的记忆。 2010年他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葬礼不算铺张，很多老同志去送，干部和群众也都提起过他，说他正直，不张扬，干事认真。 这一生，从少年在漳州戏台喊出抗日，到南京工地上盯大桥，到上海粮仓里一句“不能乱”，再到北京会场上坚持国徽代替画像，彭冲走的路并不轻快，却很稳。 他留下的东西，散在城墙、大桥、工厂、法典里。 停灵那天，北京的天阴沉，风吹得树枝沙沙作响。灵堂外的地面上，有人掉了一朵白菊，花瓣散在雨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