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熟睡中的冯运修，突然感觉家里被日军包围，他从枕头下摸出手枪，悄悄走到厨房，准备烧毁机密文件，但下一秒，日伪特务出现在了他家墙头！   那年的北平，是城里到处晃悠的日本兵和那些穿着绸缎褂子却干着卖国勾当的汉奸。   7月7日这天，卢沟桥事变刚过了三年，伪政权非要在中山公园开什么“庆祝会”，说是庆祝日本人所谓的“圣战”，牵头操办这事的，就是伪《新民报》的编辑局局长吴菊痴。   这种拿着笔杆子当屠刀的人，早就被一群年轻学生盯上了，这群学生是北平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冯运修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他刚考上辅仁大学，瘦瘦弱弱的，戴副眼镜，看着就像个整天泡在书堆里的书生，谁能想到他腰里藏着枪，心里装着怎么收拾汉奸。   说起来也巧，冯运修的姨夫是齐燮元，那个投靠日本人的伪军大头目，这层关系在当时的平津地区，说出来能吓住不少人，却成了冯运修最好的保护色。   他借着这层身份，把组织的文件、枪械都藏在自己受璧胡同的家里，还能大模大样地在日伪眼皮子底下活动，谁也想不到汉奸的外甥会是抗日的。   7月7日那天，吴菊痴在中山公园装模作样地开完会，就去了和平门外的同和轩饭庄，说是评剧演员白玉霜请新闻界吃饭。   冯运修和抗团的负责人李振英骑着自行车，不远不近地跟着，过了一个多钟头，吴菊痴和伪《新民报》的一个女记者白洁如先走出来，各叫了辆黄包车，一前一后往石驸马大街的报馆去。   李振英和冯运修赶紧蹬着自行车跟上，街上人来人往，李振英压低帽檐，朝冯运修递了个眼色，意思是让他准备动手。   冯运修点点头，加快车速，紧紧跟在吴菊痴的黄包车后面，快到南新华街土地祠的时候，前面忽然乱了起来。   原来是有户姓刘的人家办丧事，送葬的队伍吹着唢呐、哭哭啼啼地从庙里出来，按老规矩，死人最大，吴菊痴的车夫只好停下车子让路。

就是这个时候，冯运修动了，他猛地蹬了两下脚踏板，自行车一下子凑近黄包车，右手从怀里掏出那把勃朗宁M1606袖珍手枪。   他单手持枪，对准吴菊痴的脑袋“砰砰”就是两枪，枪声被送葬的唢呐声盖过了不少，他趁乱脚一蹬车，拐进旁边的胡同，按早就想好的路线回了家。   前面的白洁如听见隐约的响声，回头一看，吓得魂都飞了，吴菊痴歪在黄包车上，一动不动，她赶紧跑到附近的伪警察局报信。   伪警察把吴菊痴往医院送，可刚走到陕西巷，这人就断了气，子弹从他左耳上下打进去，直接穿进了脑子里，根本没救。   这把日伪当局气炸了，到处抓人，白洁如、吴菊痴的家人，连请吃饭的白玉霜都被抓了去。   一个月后的8月7日凌晨，天还黑沉沉的，受璧胡同突然被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围得水泄不通。   冯运修睡得浅，听见外面有动静，心里咯噔一下就明白了，出事了！   他一骨碌爬起来，顾不上穿好衣服，先把藏在屋里的抗团文件、电报密码、成员名单抱起来，快步走到厨房，找了些柴禾，点火就烧。   “哐当”一声，大门被撞开了，日伪军警涌进来，把冯运修的父亲、弟弟都抓了起来。   伪警察局特务科科长袁规是个出了名的坏种，他把冯运修的父亲推到前面，想逼着冯运修出来。   “运修，快出来吧，别硬撑了！”老人被吓得声音发抖，冯运修咬着牙，没说话，就在这时，袁规躲在老人身后，探出半个脑袋往厨房里看。   冯运修瞅准机会，抬手就是一枪，“啊！”袁规惨叫一声，捂着脖子倒在地上，后来这人被送到医院，捡回一条命，可脖子上的枪伤成了他一辈子的噩梦。   这下没人敢往前冲了，日伪军警爬上院墙，有的喊着“投降吧，饶你一命”，有的直接开枪，冯运修躲在厨房里，借着灶台当掩护，一枪一枪地还击。   子弹打在墙上、锅上，“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他身上中了好几枪，鲜血把衣服都浸透了，右手被打穿了，就换左手握枪，继续打。   枪声慢慢稀了下去，日伪军警壮着胆子走进厨房，看见冯运修靠在墙角，手里还攥着枪，眼睛瞪得大大的，已经没了气息。   他们在院子里搜，找出了3支左轮手枪、1支勃郎宁、28发子弹，还有电报机、短波收音机、无线电器材，以及没烧干净的文件残片。   伪警察把冯运修送到中央医院，可他伤得太重，连话都说不出来了，8月8日夜里，这个刚考上辅仁大学、还没来得及去报到的19岁青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冯运修这辈子，活得不长，却比很多人都重，他本可以靠着汉奸姨夫的关系，在日伪统治下安安稳稳当他的大学生，可他偏要拿起枪，站在侵略者和汉奸的对立面。   他烧文件的时候，心里想的肯定不是自己能不能活，而是不能让更多同志因为这些文件暴露。   这样的年轻人，就像黑夜里的一点火星，看着小，却能烧穿整个黑暗。   19岁的生命，没能走进大学校园，却永远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   ‌【评论区聊聊】要是你生在那个年代，会像冯运修这样，为了家国挺身而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