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李大钊的了明禅师，被五花大绑带到刑场准备枪毙，出乎意料，行刑前他对提出一个要求：“我死有余辜，但是能不能别打我的头？” 1952 年深秋的上海街巷里还飘着老味道，可这城市已经在往新时代走了，就在这热闹里，一封普通的检举信被塞进了上海市公安局的信箱，字写得不算工整，内容却像炸雷，说的是一个藏在老百姓堆里的秘密。 信里说的是常在马立斯路附近摆摊算命的 “了明禅师”。这老头儿瘦瘦的，留着山羊胡，脖子上挂块旧金怀表。 信里肯定地说，他就是政府通缉多年的要犯，以前是北平的警匪头子，手上沾着血，还参与过杀害革命先驱的事，那块金怀表，不管是藏身份的幌子，还是过去罪恶的见证，都成了线索。 公安局很重视，派了有经验的侦查员鲁全发乔装去查。鲁全发扮成乡下工人，带着外地口音，走到 “了明禅师” 的摊子前，说要算前程。 他表面恭敬，暗地里打量：这张饱经风霜的脸，虽然老了，可跟通缉令上的模样对得上；更让人心里一紧的是，他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还有胸前那块传说是清末王公给的金怀表。 这些都指向他那段罪行严重的过去，这个曾经让不少进步人士害怕的刽子手，现在竟装成这样，靠算命混日子。他以为敲木鱼、念佛经就能洗清血债，随着那块金表晃来晃去，历史的真相一点点露了出来。 要弄清 “了明禅师” 的真实身份，得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北平，1927 年春天那会儿，当时盘踞北方的军阀张作霖，把南方的革命力量当成大麻烦，共产党的重要领袖李大钊成了他的眼中钉。 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旧兵营，是李大钊和同志们暂时藏身的地方，还放着不少重要文件和物资。可北洋政府的密探到处都是，这秘密没藏住。 张作霖听说后大怒，让京师警察厅无论如何要抓住李大钊，执行这任务的，就是以狠毒出名的吴郁文、陈兴亚，还有当时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的雷恒成 ，也就是后来的 “了明禅师”。 1927 年 4 月 6 日清晨，三百多名军警像饿狼一样，不管国际规矩，闯进苏联使馆区，直冲旧兵营，李大钊和他的妻儿，还有三十多位革命者，全被粗暴地抓了。指挥这次行动的就是雷恒成，他亲眼看着李大钊被抓。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看守所里李大钊受了一轮又一轮酷刑，可他意志坚定，一点党的秘密都没说。张作霖当局没辙了，4 月 28 日匆匆弄了个 “特别法庭”，用 “通敌”“危害民国” 这些没根据的罪名，判了李大钊死刑。 行刑那天，京师看守所里放着个从意大利买来的绞刑架，三十八岁的李大钊平静地走向刑台，脸上没一点害怕。 雷恒成冷漠地看着全程，看着中国革命少了位重要的引路者。对他来说，这只是一次任务；可对历史来说，这是迟早要清算的罪恶，也是他升官的踏脚石。 李大钊的死，真成了雷恒成往上爬的跳板。之后，他镇压革命更疯狂了，在北方的白色恐怖里，就是个狠毒的刽子手。 他还亲手破坏了中共北方局在天津的机关，害死了十八位党的骨干，手上沾了更多无辜人的血。可这种人根本没有民族气节。 1931 年 “九一八” 事变后，他立马投靠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当官，继续迫害抗日志士，成了民族罪人。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清算汉奸，雷恒成因为叛国被抓。可这老特务很狡猾，押解的时候跑了，从此从官方视线里消失。 为了躲追捕，他化名 “了明禅师”，先在京郊寺庙里藏了阵子，风声紧了又跑到上海，躲在马立斯路附近。他剃了头，留起山羊胡，穿上粗布僧衣，装成懂算命的先生，靠耍嘴皮子和江湖经验混日子。 于是就到了 1952 年的上海。当公安人员出现在雷恒成住的小屋时，他正拿着木鱼敲。木鱼掉在地上，清脆一响，他二十多年的伪装彻底完了。 刚被抓时雷恒成还想抵赖，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可当审讯人员把一件件历史档案、其他人的供词，特别是他在伪满洲国当官的铁证摆在他面前时，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刽子手彻底垮了。 他浑身发抖，终于认了罪，把 1927 年 4 月 6 日抓李大钊、4 月 28 日参与刑场的事，还有杀害其他革命志士的细节全说了出来，每一句都是他犯下的罪。 这种害怕，和他当年看到的李大钊从容赴死形成了鲜明对比，押赴刑场的路上，他不停地向执法人员苦苦哀求，求着给个痛快，千万别打他的头。他带着满肚子的恐惧和后悔，在枪声里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