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只是让他经商，给党赚取经费，他却给组织赚回一个商业帝国。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每月60万法币的军饷，重庆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前线战士缺衣少食，地下工作经费断绝。
3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在红岩村秘密接见了民生公司职员肖林，这位36岁的重庆人即将接受一项特殊任务：以商人身份为党筹措经费，周恩来交给他1000美元启动资金，叮嘱道：“什么时候要钱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给多少。”
肖林带着妻子王敏卿和两个孩子离开重庆，在江津县城开设了“恒源字号”商行。夫妻俩都是中共党员，但对外只有肖林一人的身份公开，他们租下临街的两间门面，开始经营土纱、食糖和五金生意。
第一笔大生意来得很快，肖林通过内部渠道得知政府即将加征糖税，便押上全部资金囤积了2000担食糖，半个月后糖税政策出台，市价暴涨三倍，这笔买卖让“恒源字号”一举成名，利润足够南方局全体人员吃半年。
王敏卿连夜将现金缝进棉衣，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到重庆，红岩村会计科长接到钱时激动地说：“这比打一场胜仗缴获还多。”从此肖林成了延安最可靠的“钱袋子”。
生意越做越大，肖林将“恒源字号”扩展为“大生公司”。他在重庆、上海、汉口等地开设分号，表面上是正当商人，实际上在为党的事业奔波，每一笔生意的利润，都会通过秘密渠道汇集到延安。
最惊险的一次运输发生在1943年，山东解放区缴获了大量黄金和美钞，但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无法运出，肖林想出一个绝妙办法：将200根金条藏在300个特制菜油桶里。
这些油桶内衬铁皮，底层藏金条，上层灌入真菜油，从山东到上海，再经长江水运到重庆，沿途关卡无数，军警掀开桶盖检查时，只能闻到浓郁的油香，连搬运工人都不知道自己抬的是什么。
这条“黄金航线”成功运送了价值数千万元的财富，肖林在上海的金店将大块黄金改铸成便于携带的十两金条，然后分批运往各个根据地，整个过程没有一次失手，堪称地下工作的经典案例。
1945年抗战胜利后，肖林的生意重心转移到上海，他创办了“华益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成为上海滩知名的富商，但他的真实身份始终是秘密，连最亲密的商业伙伴都不知道。
华益公司的办公室位于上海最繁华的外滩，员工近百人，肖林每天西装革履出入高档写字楼，晚上回到只有8平米的亭子间，全家四口挤在这个小房间里，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妻子王敏卿的陪嫁金镯子早就变卖了，女儿上学穿的是打补丁的裤子，肖林常说：“我们是百万富翁的无产者。”公司账上的每一分钱都属于党，绝不能挪作私用。
1947年，上海申新九厂工人大罢工，党组织急需资金支援，肖林三天内筹集了3亿法币，占全市捐款总额的93%，工人们不知道这笔巨款的来源，只知道有位神秘的好心人在默默帮助他们。
除了筹措资金，肖林还承担着物资运输任务，他利用与国民党官员的生意往来，获得了30张特别通行证，珍贵的盘尼西林被伪装成雪花膏，通过这些证件顺利运往苏北根据地，救治了无数伤病员。
肖林深谙“同流而不合污”的道理，他给国民党官员的太太送进口香水，转头就把换来的海关批文用于运输解放区物资，这些“灰色交易”让他在商界如鱼得水，也为党的工作提供了便利。
1948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上海解放在即，肖林开始准备资产清理工作，每一笔账目都要详细记录，他知道这些财富很快就要回到人民手中，必须做到账目清楚、分毫不差。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肖林主动找到军管会，要求上交华益公司的全部资产，陈毅市长亲自接见了他，清点资产时发现：黄金12万两、美钞50万元、固定资产价值1000万美元。
陈毅惊叹道：“这些钱够买下半个外滩！”肖林淡然一笑：“这些本来就不是我的，只是代党保管而已。”他从口袋里掏出三块银元，说这是想留作纪念的。
三块银元是肖林一家八年来唯一的私人财产，从1941年的1000美元到1949年的千万资产，他经手的每一分钱都有着明确的去向，陈毅当即决定，这三块银元要作为革命文物永久保存。
肖林的传奇在上海解放后正式落幕，这位“红色掌柜”脱下西装，换上干部制服，成为上海市的一名普通公务员，他用算盘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