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被关押的国民党少将范纪曼腹痛难忍，提出去上厕所。谁料半天后，范纪曼还没从厕所出来，厕所里已经空无一人。狱长一听，高喊：“马上就要枪毙他，他怎么给跑了？马上把他追回来……”狱警们端着枪冲进厕所时，只看到墙角的砖缝有撬动过的痕迹。
1949年4月11日的凌晨四点，上海威海卫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被关押的少将军官范纪曼突然失踪了。
当时看守警员见他喊肚子疼，转身去拿开水准备给他服药，返回监舍时发现人已不见踪影。
值班人员起初并不慌张，觉得范纪曼毕竟是高级军官，等上头查清误会自然会送他出去。
可看守所长徐少元闻讯赶来，摸了摸范纪曼尚有余温的铺盖，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
这位已被秘密判处死刑的重犯真的逃走了。
范纪曼的人生轨迹充满传奇色彩。
早在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负过伤立过功。
1930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因党内叛徒冀丕扬出卖被捕，幸得女友彭雅萝通过黄埔军校关系将其保释。
这段经历反而给他带来了意外保护色，在档案中被误认为脱党人员。
恢复自由后他考入北京大学读书，还掌握了日语、英语等多国语言能力。
1934年，化名“老金”的共产党员刘逸樵通过地下网络找到范纪曼，请他翻译日文报刊中的军事信息。
范纪曼凭借语言天赋迅速掌握情报分析技能，多次圆满完成传递日军动态的任务。
两年后他以戏剧学者身份赴莫斯科参加国际戏剧节，其间结识了中共代表钱俊瑞，为日后合作埋下伏笔。
回国后在上海抗日文化活动中与钱俊瑞重逢，正式恢复情报工作。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范纪曼本可随市民撤离，却选择坚守上海传递关键军情。
次年8月2日截获日军将偷袭苏联的情报，立即通过秘密渠道送出。
两日后《大美晚报》刊登苏军精准摧毁日寇炮兵阵地的消息时，范纪曼激动得用钢琴弹奏起《英雄交响曲》。
此时他已经与当年营救自己的彭雅萝结为夫妻，借助商人身份在静安寺开设书店作为联络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形势剧变。
范纪曼冒着生命危险转移秘密电台，先是以外商买办身份在日军巡逻队眼皮底下运走设备，后又将电台藏于文具店地板下继续工作。
1943年他经营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引起老同学陈恭澍注意。
这位军统上海站负责人明知范纪曼可能通共，但苦于缺乏日语人才，仍托其翻译日伪情报。
经党组织批准，范纪曼借机复制重要军情转交我方，同时在书店里结识了国民党第三战区驻沪代表张子羽。
日本投降后，党组织指示范纪曼打入国民党内部。
他凭着精通多国语言的优势，通过张子羽引荐见到参谋总长陈诚，谎称自己化名“范行”在北平做过情报工作。
陈诚如获至宝，任命他为国防部二厅上海组少将专员，配发轿车和活动资金。
范纪曼借职务之便，多次掩护同志转移。
在国防部任职期间，范纪曼源源不断送出重要军情，对解放战争进程起到关键作用。
1949年初风云突变。
与范纪曼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沈寒涛在厦门被捕叛变，供出他的真实身份。
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下令秘密逮捕。
3月10日，老同学陈恭澍无奈执行命令，却有意没搜走范纪曼的将官制服。
审讯中，范纪曼坚决否认指控，甚至当面对质时斥责叛徒沈寒涛“血口喷人”。
军统因缺乏实据，将他关押于威海卫路看守所待查。
在监狱的三十多天里，范纪曼始终保持军官威严。
当看守所长要摘他军衔时，他怒斥：“我这少将衔是蒋校长亲授，你算什么东西！”
此后连换三拨审讯人员，都被他骂得灰头土脸。
所长徐少元不敢得罪，竟允许他在监区内自由活动，日常与看守们打牌下棋。
1949年4月初，战局急转直下。
狱警周黎扬偷偷告知，范纪曼的档案被徐少元画了红圈。
这是处决政治犯的标志。
4月11日凌晨，范纪曼假称腹痛，趁看守取水时攀越狱墙，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脱险后他通过民盟关系躲藏，直至5月27日上海解放。
建国后范纪曼继续在公安战线工作，协助破获多起敌特案件。
虽然特殊年代曾遭遇不公待遇，但在彭雅萝等多方努力下，1984年党组织正式恢复他1926年的党籍。
这份迟来五十八年的确认，最终印证了这位在虎穴中孤身奋战二十载的老党员的无悔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