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运动是无法绕过的重要篇章。从1851年洪秀全金田起义开始，到1864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陷落，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将农民起义推向了顶峰，虽然最终失败，却也动摇了满清的统治，埋下了改变时代的火种。
在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乱党。满清朝廷及其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地对太平天国进行否定与贬低，给太平军扣上“粤贼”、“发匪”、“发逆”、“伪贼”、“逆”等一顶顶轻蔑的帽子，还编造出无数不实之词，将屠城、抢掠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太平军头上。当然，这也无可厚非，毕竟清朝统治者要维护自身统治的正统性，对于太平天国这样公然挑战朝廷权威的行为势必要进行抹黑，以此引导舆论，让百姓认为反抗朝廷是大逆不道之举。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情况开始发生转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太平天国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人，与广东花县人洪秀全算半个老乡，年幼时经常听太平军遗老谈及天朝故事，深受影响，曾自命为“洪秀全第二”，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与太平天国反满反清的宗旨不谋而合。1903年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明确指出：“夫汉人失国二百六十年于兹矣，图恢复之举不只一次，最彰彰在人耳目者莫如洪秀全之事。”可见革命党人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为民族革命的先驱，是反抗满清腐朽统治的英勇尝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次年1月1日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不久后清政府垮台，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可官方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并不能迅速推广到民间，因此社会上对太平天国的污蔑现象依然屡见不鲜，其中在地方志的修订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年间，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版的地方志书中，充斥着大量对太平天国的不实之词。哪怕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起源地广西桂平，县志中也满是“发逆”、“贼匪”等污蔑性的称呼，与满清统治时期毫无二致。这反映出尽管政权已经更迭，但封建旧观念在地方和百姓心中仍然根深蒂固，对太平天国的正确认识并未得到广泛传播与认可。
1928年12月29日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这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北洋政府时代正式结束。而北洋政府未能完成的事就由国民政府继续去做。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并函请内政部、教育部参考办，不久正式订立规定，“嗣后如有记述太平史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应之名称”。很快国民政府进一步禁止在一切书籍、杂志、报刊、教材、读物上攻击太平天国，全面查禁北洋军阀和满清时代各种辱骂太平天国的文字资料，将太平天国正名为“民族解放运动”。依据该法案，若有人再将太平军骂作“长毛粤匪”，将会被判处相应刑罚。
国民党出台这一法案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从传承国父精神层面来看，孙中山对太平天国运动极为推崇，国民党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为了彰显对孙中山理念的坚守与传承，有必要为太平天国正名。承认太平天国运动的正当性，也是在向民众表明国民党延续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精神，增强党内和社会各界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感。
从民族革命的角度出发，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反满反清性质，与国民党当时倡导的民族主义诉求存在契合之处。虽然时代已经变迁，但在反对封建专制残余、强化民族独立意识等方面，两者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通过肯定太平天国，国民党能够更好地凝聚民族主义力量，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巩固自身统治的群众基础。
从塑造正面历史形象方面而言，为太平天国正名有助于国民党构建积极向上的历史观和民族意识。在推翻清朝后，民国需要对历史进行重新梳理与诠释，以塑造新的国家认同。将太平天国从被污蔑的历史尘埃中解救出来，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能够向民众展示一个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平等的历史形象，引导民众形成符合国民党统治需求的价值观和历史认知。
《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对太平天国的认知。从民国到今天，太平天国运动仍被视为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运动，金田起义也被刻入人民英雄纪念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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