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盛夏，美国得克萨斯州美墨边境，州长阿博特正站在巡逻车旁宣称：“本州正遭

2024年盛夏，美国得克萨斯州美墨边境，州长阿博特正站在巡逻车旁宣称：“本州正遭入侵，我们要守住防线！” 而千里之外的白宫，总统拜登则在记者会上强调：“联邦法律明确，边境管理权属于联邦政府。” 这场隔空交锋，揭开了一个被忽略的政治常识。 在美国，总统从没想过也没权力召集50个州长开“全国大会”，不是不想，是制度根本不允许。 要理解这场持续两百多年的“权力拉锯”，得回到1776年。 独立战争前，北美13个殖民地是完全独立的“小国家”，各有自己的议会、军队和法律。 战争胜利后，它们虽决定联合成“合众国”，但对中央政府始终抱有警惕。 毕竟，谁也不想再被一个“远方的主子”管死。 这种心态直接写进了1787年宪法。 美国不是“单一制”国家，而是“联邦制”，更像50个“政治合伙人”凑在一起过日子。 举个最直白的例子。 如果加州想提高教师工资，纽约州想放宽堕胎限制，总统既不能下命令禁止，也不能直接拨款干预。 这些是州的内政。 反过来，州长也不能阻止联邦调查局在本州查案，或要求联邦军队帮本州修公路。 权力像道“防火墙”，把联邦与州的职责划得清清楚楚。 既然总统不能召之即来，联邦与州怎么合作？ 答案是“各找各的办法”。 最常见的沟通是电话。 2020年新冠疫情最严峻时，拜登每天要打十几个电话给州长，不是下指令，而是问：“你们缺呼吸机吗？联邦仓库能调多少？” “检测盒不够的话，我这有批货，需要的话明天送到。” 这种“商量着办”的模式，成了疫情期间的常态。 更正式的是视频会议。 2021年气候变化峰会上，拜登把10个州长拉进线上会议室，聊的是“如何让各州的风电项目接入联邦电网”。 没有主席台，没有发言顺序，大家对着屏幕提需求、谈条件，最后形成一份“合作备忘录”。 最隆重的则是白宫会晤。 2022年基础设施法案通过后，拜登邀请7个州长到椭圆办公室，逐条讨论“本州的高速公路该怎么修”“港口升级联邦能投多少”。 这种面对面协商，本质是“利益交换”。 说白了，美国总统和州长更像“项目合伙人”。 有事好商量，没事各管各。 召50人开大会？ 既没必要，也不合法。 但合伙人也有翻脸的时候。 这些年，联邦与州的冲突越来越频繁，核心就一句话：“你越界了！” 最典型的冲突在移民问题上。 2024年得州在边境拉铁丝网，联邦政府认为这违反《国家紧急状态法》，最高法院也裁定允许拆除。 但得州州长阿博特直接宣布“本州进入紧急状态”，还号召其他24个州长“支援边境”。 这种“地方对抗中央”的戏码，让外界看清州权不是纸上的条款，真到利益受损时，州政府会拼尽全力反击。 大麻合法化的争议更持久。 联邦法律至今认定大麻是“一类毒品”，但加州、科罗拉多州等23个州早允许娱乐用大麻销售。 2018年联邦缉毒局突袭加州合法大麻店，结果州政府反告联邦“滥用职权”，最后以联邦让步告终。 最激烈的还是党派之争。 特朗普执政时，加州、纽约州等民主党大本营，几乎事事与联邦对着干。 特朗普要废奥巴马医保，这些州就自己搞“州版医保”。 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加州立刻联合其他9州成立“气候联盟”。 甚至2020年大选后，加州一度讨论“独立公投”。 这些行为不是真要分裂、，只是在表达“我们不服”。 美国这种“合众国”模式，到底是好是坏？ 从积极面看，分权避免了权力集中。 如果总统能随意指挥州长，可能上演“一言堂”式政策，比如强行在宗教保守州推行堕胎合法化，或在环保激进州批准污染工厂。 州权的存在，相当于给地方加了道“保险栓”。 但从消极面看，分权也导致效率低下。 2020年疫情初期，各州防疫标准混乱。 联邦想统一调度，州长说“本州情况不同”。 州长想自主行动，联邦骂“不顾大局”。 这种“各自为战”，让美国在疫情中付出了比许多国家更高的代价。 从这些，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美国不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而是50个“小国家”组成的联盟。 总统与州长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命令与服从”，而是合伙人的“合作与博弈”。 这种制度设计，或许不够高效，却最大限度保护了地方的多样性。 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所说：“联邦制的魅力，在于它永远在‘打架’，但也永远在‘生长’。” 当我们讨论“总统为何不召集50州长开会”时，真正该思考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在“统一”与“多元”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 主要信源：（中国日报网——美国法治的框架与原则、海外网——得州为啥公开叫板白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