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在云南省高院，褚时健进行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审判庭的吊灯洒下冷白的光，褚时健站在被告席上，嗓音沙哑却异常清晰，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烟草大王”，而是一个在法律面前为自己辩护的老人。 他否认了那些天文数字般的受贿指控，却对那400万元“违规收入”坦然认错，这简单的几句话，像一把钥匙，不仅开启了他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捅开了中国经济转型期一道深深的裂缝。 窗外是1999年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旧体制的堤坝，而在庭内，当一个人用十七年时间，把一个濒危小厂打造成利税千亿的巨型企业，而自己全部工资加起来还买不起京城一套像样房产时，该如何定义他晚节不保的那一步？ 这位七十一岁的老人不会想到，他的认与不认，会成为一代企业家的集体心结，会推动这个国家重新思考分配与激励的边界，他的故事，从云南山村到哀牢山橙园，贯穿了中国大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映照出个人与时代、功绩与罪责之间那些难以简单评判的灰色地带。 站在玉溪卷烟厂破旧的厂房前，五十一岁的褚时健看到的是一片烂摊子，设备是三四十年代的老古董，烟叶在仓库里发霉，工人们挤在漏雨的宿舍里，但他那双眼睛，却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可能性。 他做的第一件事出乎所有人意料，不是急着改进技术，而是先盖职工宿舍。“人心不稳，什么都干不成。”这是他最朴素的逻辑，随后，他抵押了整个烟厂换取外汇，从英国引进莫林斯卷烟机，当别人还在盘算政治风险时，他已经把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搬进了云南的山沟。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厂长卷起裤腿下了烟田，他手把手教农民怎么选种、怎么施肥、怎么控制烘烤温度，那些世代种烟的农民起初不信这个“城里来的干部”，直到看见按照他的方法种出的烟叶，金黄肥厚，卖出了从前三倍的价钱。 红塔山从此风靡全国，玉溪卷烟厂如火箭般蹿升为亚洲第一烟草企业，那些年，这家企业上缴的利税足以建造两个三峡工程，撑起了云南财政的半壁江山。 然而在辉煌的另一面，褚时健的工资条却十几年如一日，他曾在闲聊时对友人说，自己一辈子的工资，还不够买一辆进口轿车，这种巨大的反差，在每一个深夜啃噬着这个创造了千亿价值的企业家，与此同时，他身边开始聚集各色人等，妻子、小舅子、外甥，都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各种经济往来中。 1995年夏天，在新加坡的一家酒店房间里，褚时健和两位副手做出了那个改变一切的决定，私分三百多万美元，那一刻，他是否想起了少年时烤酒，多出的那几斤酒该归谁所有的朴素疑问？ 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回到云南老家时，许多人都以为这个七十四岁的老人会安度晚年，谁知他竟包下了哀牢山上那片连当地农民都摇头的荒地，说要种橙子。 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老人就拄着锄头出现在山坡上，他和工人们一起清理石头、除草施肥，那双曾经签署过亿万合同的手，如今仔细地摩挲着每一片橙叶，头三年，结出的橙子酸涩难咽，他二话不说，让人把树全砍了，重新嫁接。 这种近乎偏执的认真，让人想起他当年在烟厂的模样。他把工业管理的精细带到了农业：什么时候剪枝、什么时候控水、每亩地施多少肥，全部量化标准。 当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橙子滞销时，他那些还在商场打拼的老朋友们纷纷伸出援手，这些人帮的不仅是昔日的“烟草大王”，更是一个在古稀之年重新站起来的创业者。 “褚橙”最终风靡全国，一斤卖到十五元还供不应求，广告语“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打动了许多人，这其中既有对褚时健个人的同情，更有对坚韧不拔精神的普遍敬意。 而在褚时健个人重生的同时，他曾经跌倒的那个体制也在悄然变革，他案件审结后不久，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点开始推行，股权激励等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引入，曾经那个让创造巨大价值的企业家每月拿固定工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2019年春天，褚时健离世时，他留下的不仅是“褚橙”这个品牌，更是一个关于过错与功绩、个人与时代的永恒讨论。在他最后陈述的那间法庭二十年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经更加完善，企业家的价值得到更多认可。 而这一切，都让回望1999年那个瞬间时，多了一份历史的厚重与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