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石家庄，一场520的误会，演变成了命案。丈夫怀疑妻子出轨，持刀殴打、撕扯衣物，妻子恐惧中驾车逃命，丈夫趴在车头被撞身亡。法院判她‘故意杀人’，判11年！她哭着说：‘我只是想活下去。’” 2018年，20岁的曹女士嫁给了21岁的刘某，两人是青梅竹马。婚后，他们有了孩子，生活一度平静甜蜜。可到了202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家暴，改变了一切。 那天，曹女士的父母发现女儿被打得左耳鼓膜穿孔。女婿刘某跪地求饶，保证“再也不会动手”。看在孩子还小的份上，曹女士心软，选择原谅。可是，暴力从不懂悔改——之后的婚姻中，争吵与推搡成了常态。 2024年5月21日凌晨，刘某从外喝完酒回来。520刚过，他心怀疑虑，怀疑妻子昨晚和别的男人吃饭。曹女士解释说是跟闺蜜聚餐，可刘某不信，酒气上头，一边骂一边抓起一把刀：“那就去找你闺蜜当面对质！” 他强行拉着妻子下楼，一路上对她拳脚相向。监控画面显示，刘某情绪激动地推搡曹女士，还撕扯她的衣服。曹女士哭着求饶，却被一把推上车。 车内的氛围令人窒息。刘某边骂边开车，一路闯红灯。曹女士瑟缩在角落里，双手发抖。她看到刘某将那把刀放在中控台上，趁着他分神，猛地把刀扔出窗外。刘某暴怒，下车去捡。 到了闺蜜家附近，两人再次争吵，刘某一把拽住曹女士，将她拖到地上撕扯衣物。监控显示，曹女士倒在地上几乎赤裸，被强行拖回车内。刘某拿着曹女士手机，蹲在车边翻看聊天记录。 就在此时，曹女士抓住机会钻进驾驶室。她想逃走。刘某见状，冲上去趴在引擎盖上，大喊：“你敢走我就死给你看！” 曹女士惊慌失措地启动了汽车。车子起步，刘某死死抓着车头。她加速、转弯、想甩掉他。1分钟后，汽车失控，撞上路边花池。刘某被甩飞，头部重创，经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曹女士被控故意杀人罪。她当庭崩溃：“我没有要杀他，我只是想逃命。” 这起案件震惊舆论。舆论分为两派：一方认为曹女士是在正当防卫，是被逼到绝境的反抗；另一方认为她明知丈夫在车上还加速，属于放任结果发生，应负刑责。 根据《刑法》第20条第1款，正当防卫是指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制止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第3款进一步规定，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即使造成侵害人死亡，也不属防卫过当。 从表面看，刘某持刀威胁、殴打、撕衣，是典型的不法侵害。曹女士驾车逃离，似乎属于防卫性行为。但案件的关键在于——她逃离时，侵害是否仍在继续？ 法院认为，刘某虽然此前有暴力行为，但在她驾车逃离时，侵害行为已经暂时停止。此时刘某趴在车头，虽然构成威胁，但已不是“正在实施的暴力犯罪”。曹女士明知刘某趴在车头，仍选择高速行驶、急打方向盘，主观上放任死亡结果发生。因此不属于正当防卫，而是间接故意杀人。 《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院综合考虑双方过错、家庭暴力背景等因素，判处曹女士有期徒刑11年。 但案件的复杂性远超字面。曹女士的行为是“逃命”还是“放任”？这恰恰是正当防卫认定中最具争议的灰色地带。 法官指出：在判断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时，要同时考察三个核心要素：防卫起因、防卫时间、防卫限度。曹女士的防卫起因成立——刘某有不法侵害；但防卫时间上，侵害已中断；防卫限度上，她采取的方式超出必要，造成死亡结果。 然而，从社会层面来看，这样的结论也引发了对“家暴受害者反击权”的反思。近年来，家暴导致的“反杀案”屡见不鲜：四川“唐雪案”、湖南“罗祥案”、江西“许艳案”，都曾引发舆论对防卫界限的重新讨论。 这些案件共同的特征是——长期家暴、持续恐惧、突发冲突。而受害者往往在“求生”与“犯法”的边缘被逼无路。 事实上，《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规定，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可现实中，很多女性并不知道或不敢使用这项法律武器。曹女士的悲剧，正是缺乏法律求助意识的代价。 目前，曹女士已提起上诉，辩护方主张其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应从轻或免除刑责。二审法院正在审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