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妻子刚去世，快80岁的茅以升就和6个孩子商议，想要续娶，当他说出女人

1967年，妻子刚去世，快80岁的茅以升就和6个孩子商议，想要续娶，当他说出女人的名字时，孩子们大变脸色，6个孩子全都扬长而去，终生未与他再相见。 1946那一年，他遇见了权桂云——一个年轻的工程制图员，刚从苏州来到上海工作。她比他小了将近三十岁，身姿端正，神情干练，说话温和中透着自信。 起初，两人只是工作上的上下级。权桂云负责整理桥梁设计图纸，她画图精准，思路清晰，常常能一语点出关键。茅以升注意到她的才能，也欣赏她的专注。 办公室里，权桂云总是最后一个关灯离开。久而久之，茅以升开始留下陪她一起整理资料。 那时的上海仍旧有宵禁，外头的街灯昏黄，窗外传来电车的叮当声，两人低头翻阅图纸的身影在灯下拉长，彼此间的距离一点点模糊。 那种情愫起初隐约、克制，却在日复一日的接触中越发深厚。茅以升已年近五十，早已是中国桥梁界的泰斗，理性与分寸向来是他的标志。 但人心有时会在不经意间溃堤。他被权桂云的年轻活力和对工作的热情吸引，而权桂云也对这位温文儒雅、学识渊博的长者生出敬慕。 到1946年底，他们开始同居。那是一种半隐秘的生活——在同事面前他们保持师生般的距离，可下了班，茅以升会陪她走过法租界的小巷，买些菜回去做饭。 她煮的饭菜家常温润，令他想起多年前在北京的家。 1947年初夏，他们的女儿茅玉麟出生。这件事震动不大，因为茅以升并未公开。他心知自己仍有妻子戴传蕙——那个陪他度过战乱、与他育有六个孩子的女人。 他对戴传蕙有深厚的情分，却又被现实的情感所撕扯。他没勇气面对，也没狠心割舍，只是选择沉默。 时间就这样在矛盾和隐瞒中流过。直到1950年，单位开始清查干部的个人情况。茅以升无法再隐瞒，只得如实上报。消息传到戴传蕙耳中，那一夜，她几乎彻夜未眠。 多年相守，换来的是丈夫的背叛。她的身体本就不好，得知真相后，体重骤减，头发一把一把掉落。她常常坐在床边发呆，眼神空洞。 六个孩子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不能理解，那个严谨正直的父亲，竟能做出这样的事。 虽然两人没有离婚，但家已名存实亡。茅以升尝试解释，却无人愿听。他每次回家，屋子里一片寂静，饭菜冷透，孩子们各自回屋。那种冰冷，比争吵更让人绝望。 1967年春天，戴传蕙因病去世。她临终前只叮嘱一句：“别再让家散了。”可葬礼一过，茅以升却做出一个让所有孩子震惊的决定——再娶。 他召集六个孩子回家开会，神情庄重地说：“我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起初，孩子们沉默。长子茅于越率先点头，说：“父亲自己决定就好，我们不拦。”他们以为父亲只是想找个年老伴。 可当茅以升缓缓说出名字——“我打算娶权桂云”时，空气瞬间凝固。 屋子里一片死寂。几秒后，二女儿茅于美猛地放下茶杯，茶水溅出桌面。长子脸色铁青，几乎是咬牙说：“您还是没放下她。” 六个孩子相继起身，一个个转身离开。那天的门被重重关上，声音沉闷而决绝。从此，这个家彻底分裂。 茅以升没有改变主意。那年秋天，他与权桂云正式同居，把茅玉麟接回家抚养。街坊邻居议论纷纷，说这位老科学家晚节不保，也有人说他不过是追求一份晚年的温情。 权桂云低调地生活，不与人争，默默做饭洗衣、照顾他饮食起居。她不争名分，也不出席公开场合。 可茅家的大门，从此冷清。六个孩子不再登门，节日问候也断绝。茅玉麟上学时，常被人指指点点：“那是茅老的‘小女儿’。”她的性格日渐内向，成绩下滑。 权桂云多次安慰，她只是低头不语。 晚年的茅以升，身患胃病，又逐渐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记忆开始模糊，常常一边写信一边自语：“他们该理解我，我也只是个需要人陪的老人。” 他一封封写信寄给儿女，希望修复关系，但有的信被退回，有的石沉大海。 一次出国开会的机会，他试图去长子家探望。站在门口敲门良久，屋里有人，却没人开。那一刻，他静静站着，扶着门框，手微微颤抖。雨丝打在帽檐上，浸湿了鬓角的白发。 他最终转身离开，身影佝偻。 多年后，茅以升晚年谈到家事，常叹一句：“造桥容易，修心难。”这句话，是他一生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