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27日，69岁的蔡廷锴回到家乡罗定，距离他上次回来已隔16年之久

1961年10月27日，69岁的蔡廷锴回到家乡罗定，距离他上次回来已隔16年之久 你猜他下车时第一动作是啥？不是跟迎上来的干部握手，而是弯腰蹲在路边，粗糙的手掌狠狠捏了一把家乡的黄泥土，指缝里全是碎土粒，他凑到鼻尖闻了闻，声音有点发颤：“还是这股子土腥味，16年了，没忘！”那天他穿的是件洗得发白的深灰色中山装，领口还补了块不太显眼的补丁，跟当年在淞沪战场指挥十九路军时的戎装比，简直像换了个人，可腰板依旧挺得笔直，眼神里的劲没减半分。 来接他的有公社干部，还有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其中一个叫陈阿福的，一看见他就扑过来攥住他的胳膊，眼泪直接掉下来：“廷锴啊！你可算回来了！当年你带我们打鬼子，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蔡廷锴也红了眼，拍着陈阿福的手背，一个劲问：“家里咋样？娃们都好？当年你腿上的枪伤没落下病根吧？”陈阿福说：“托你的福，都好！就是去年闹灾，粮食紧了点，不过公社里正组织种冬麦，日子能撑住！”这话让蔡廷锴沉默了好一会儿，后来他跟干部们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乡亲们真日子，别跟我整那些虚的。” 他先回了老宅，那是座青砖瓦房，院墙爬满了牵牛花，门框上还留着当年他参军时贴的“保家卫国”红对联痕迹，只是颜色褪得快看不见了。推开吱呀响的木门，屋里摆着一张旧八仙桌，几条长凳，都是他小时候用过的老物件。他摸着桌子边缘的包浆，跟跟在后面的乡亲说：“当年我就是在这张桌上，跟我爹学写‘人’字的，他说做人得像这字，站得稳，行得正。”后来才知道，这老宅这些年一直没人住，公社特意派人定期打扫，就怕他回来时没个念想——这份心，蔡廷锴记在心里，后来他自己掏腰包，给公社捐了笔钱，让修修村里的小学，说“娃们读书不能受委屈”。 下午他去了村头的晒谷场，那会儿乡亲们正忙着翻晒刚收的红薯干。看见他来，大家都围过来，有个叫李婶的，塞给他一块还带着热气的红薯干：“廷锴叔，你尝尝，今年的红薯甜！”蔡廷锴接过来就咬了一口，边嚼边点头：“甜！比我在广州吃的还甜！”他蹲在晒谷场边，跟几个老农聊收成，问一亩地能收多少红薯，有没有足够的种子留到来年。当听说公社在推广新的红薯种植技术，产量能提两成时，他高兴得拍了大腿：“好！就该这样！不管是打仗还是种地，都得讲方法，不能蛮干！” 有人提起当年淞沪抗战的事，问他：“廷锴叔，当年你们才几万人，咋就敢跟日本鬼子硬拼啊？”蔡廷锴放下手里的红薯干，眼神一下子亮了：“咋不敢？他们占我们的地，杀我们的人，咱中国人要是怂了，还有啥脸见祖宗？那时候我们十九路军，个个都抱着‘死也不后退’的劲，上海街头的老百姓给我们送吃的、送弹药，连娃们都拿着小旗子喊‘加油’，有这股子民心，咱就不怕打不赢！”他说这话时，声音不大，却让在场的人都静下来——这哪是在说过去的事，更像是在跟乡亲们说：不管遇到啥难，只要人心齐，就没有跨不过的坎。 你有没有听过家里长辈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是不是也有像蔡廷锴这样，出去闯天下，却始终惦记着家乡的人？我后来听罗定的老人说，蔡廷锴那次回乡，没住公社安排的招待所，就睡在老宅的旧床上，每天早上都跟着乡亲们去田埂上转，晚上跟大家在晒谷场聊天，直到月亮升到头顶才回去。走的时候，他跟乡亲们说：“我虽然在外头，但根在这儿，以后我会常回来看看的。” 蔡廷锴这辈子，从带兵打仗到建国后参政，心里装的从来都是国家和百姓。他回乡不是为了摆“大官”的架子，而是想真真切切看看乡亲们过得好不好，能不能帮上忙。这种“不忘本”的劲，比任何光环都珍贵——毕竟，一个连家乡泥土都记挂的人，心里装着的，肯定是整个民族的牵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