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老师突然问到：“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脱口而道：“我从书上看过，大概1000万度。”费米听完批评他：“你这样是不行的！” 一切要从1946年的芝加哥大学说起，一位名叫李政道的年轻学生，连大学文凭都没有，就被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引荐给了当时的大神级人物——恩利克·费米。 费米随口一问：“太阳中心温度多少？”李政道脱口而出：“大概1000万度。”他看过一本书，叫《大众天文学》。 费米当即脸色一沉：“你这样是不行的！”这句批评，就像一颗火石，瞬间点燃了李政道一生的引信。你有没有自己算过？这个问题比太阳的温度更灼人。 有人说，费米后来花了一周时间，做了个六七英尺长的大计算尺，拉着李政道一起算，也有人说，是李政道自己熬了个通宵，草稿纸铺满了整个地板，硬是把质子-质子链给算明白了。 无论过程如何，结果不重要，那个1000万度是对的，重要的是，李政道明白了，知识不是用来背的，而是要亲手“把公式捏出汗来”，这次“计算”恒星内核的经历，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基石。 这种精神，让他十年后敢于挑战物理学的大厦，1956年，他和杨振宁一起，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是不守恒的，整个物理学界都觉得这俩年轻人疯了。但他就是敢于诘问“是不是数据在骗我？”在看似完美的理论中“计算”出了一条裂缝。 最终，吴健雄用钴60实验这把精密的刻刀，在现实世界中验证了他们的“计算”，物理学的基本认知被彻底颠覆，第二年，31岁的李政道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拿了诺奖之后，他没有停止“计算”，从1949到2010年，他发表了321篇论文，他的理论基础，后来又间接帮另外五个诺奖成果铺平了道路，这哪里是做学问，这简直是在持续不断地“计算”宇宙的奥秘。 更有意思的是，他把这种“计算”精神，从物理世界搬到了现实社会，1972年首次回国后，他看到国内人才培养体系的薄弱，便开始了一场宏大的“社会工程计算”。 他发起的CUSPEA计划，就是他设计出的最佳模型：输入端是精心选拔的915名中国顶尖学子，机制是把他们送往北美一流大学深造，输出端，则是整整一代科技栋梁，其中诞生了15位中外院士。 为了这个“计算”模型能跑起来，他初期自掏腰包，默默付出，他四处奔走，为北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拉投资，被人戏称为“加速器推销员”。 他还偷偷把教学设备拆散，写上“教学用具”，隐去姓名，一件件邮寄回国，他不是在空谈爱国，他是在用一个工程师的严谨，一步步“计算”和搭建着中国科学的未来。 晚年的李政道，开始“计算”人生的终极价值，那枚金光闪闪的诺奖奖章，连同所有手稿和旧居，他一股脑全捐给了上海交通大学。他算得很清楚，这些东西放在自己手里是纪念品，传承下去才是真正的价值。 新冠疫情来袭，他把自己设立的“䇹政学者”奖学金直接转为抗疫物资，理由简单粗暴：“钞票是纸，人命是金。” 这是一道毫不犹豫的价值排序题，2014年，他从纽约搬到旧金山，和儿子李中清一家住在一起，他每天画着速写，画树、画鸟、画阳光，他觉得这些自然之美和物理规律是相通的。 2024年8月，他在旧金山走完了97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临终心愿很简单：回家，和夫人秦惠䇹团聚。 11月，他的骨灰归葬苏州东山，与妻子合葬，追悼会上没有哀乐，放的是《梁祝》，这是他对自己一生情感的最终“计算”，答案是团圆。 回望一生，李政道始终在回答费米最初的那个问题，从计算太阳的温度，到计算国家的未来，再到计算生命的意义，他拒绝接受任何现成的答案。 费米那句“你这样是不行的”，成了他所有伟大“计算”的起点，驱动他用自己的大脑和双手，为自己，也为世界，演算出了一条无比璀璨的轨道。 信源：李政道与导师费米——华夏经纬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