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上海“高考状元”袁钧瑛，公派留美拒不回国，可是她在美国深修40年后，却带着全部的积蓄回到了中国……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7年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高考里，上海一个棉纺厂的19岁女工袁钧瑛拿着翻烂的英语词典，在车间轰鸣声中啃完了所有教材，她父亲早逝，家境普通，白天满身油污干活，晚上点着昏暗的灯光复习。 四个月后，她考出上海理科第一的成绩，进了复旦大学生物系，这个开头听起来像典型的励志故事，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她背负了几十年的争议。 1982年本科毕业，袁钧瑛在两万人中拿到全国第二的成绩，通过中美联合培养项目公派去哈佛读博士，协议写得很清楚，学成必须回国服务。 她到了哈佛医学院，跟着后来拿诺贝尔奖的霍维茨教授研究细胞怎么死亡，这个方向当时冷门，大家都在研究细胞怎么活，她偏要搞清楚细胞为什么选择去死。 七年时间，她从线虫模型里找出ced-3和ced-4两个基因，证明细胞死亡是有程序控制的，不是随机发生，这些成果发在《细胞》杂志上，学术圈开始注意到这个中国女孩。 1989年博士毕业，国内教育部门发了好几次公函，催她回来，那时候国内实验室条件确实跟不上，基本试剂都要省着用，更别提做前沿研究需要的设备和经费。 哈佛直接给她开了助理教授的职位、独立实验室、充足资金，这对一个刚起步的科学家来说，诱惑太大。 她权衡了很久，最后还是接受了，同时申请了绿卡，后来入了美国籍，消息传回国内，质疑声一片，说她辜负培养、忘了根本，她没做什么解释，就埋头继续干活。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在哈佛一步步往上爬，1996年成为那里第一位亚裔女性终身教授，2000年选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她的实验室从几个人扩展到一个多学科团队，研究从细胞凋亡延伸到程序性坏死。 2005年她发现necroptosis这种新的细胞死亡方式，推翻了教科书里“坏死不可控”的说法，还找到能抑制这个过程的化合物。 这些工作直接影响了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药物开发，她发表了两百多篇论文，成了这个领域的权威。 但她跟国内的联系其实一直没断，她丈夫俞强是中科院院士，2002年就回了上海工作，两个人分居了很多年，她利用假期往返，给复旦和浙大的实验室当顾问，帮十几个中国学生拿到哈佛的名额，还把自己的课件寄回去，后来成了很多高校的教学参考。 2019年她和复旦儿科医院、浙江大学合作，发现了一种罕见的炎症疾病和对应疗法，论文上了《自然》，这是中国大陆临床医生和基础科学家第一次联合主导发现新的免疫缺陷病。 2012年开始，她回国的频率越来越高，牵头在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建了个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自己掏钱买设备，2020年，62岁的她辞掉哈佛的职位，卖了波士顿的房子，把所有积蓄和研究资料打包回了上海。 有人说她是老了想落叶归根，熟悉她的人知道，她回来后比年轻时还拼，每天十几小时泡在实验室，手把手带学生做实验改论文，她主持的程序性坏死抑制剂现在进了临床试验，将来可能帮到很多病人。 这些年关于她的争论从来没停过，有人觉得她当年不该留在美国，有人说她现在回来是两边投机，但科研这件事，从来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科研刚起步，有人马上回来搭框架，有人在海外啃硬骨头，这是两种不同的路径，她在哈佛那四十年，积累的不只是论文和名声，还有一整套成熟的研究体系和临床转化思路。 等国内条件起来了，她带着这些东西回来对接，反而能发挥更大作用，她培养的近三十个学生，现在有一半放弃海外待遇留在国内，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长期价值。 袁钧瑛的故事说到底，就是一个普通人在不同阶段做出不同选择，她19岁抓住高考机会，30岁选择留在科研条件更好的地方，60岁带着全部家底回来建实验室。 每一步都有得有失，但她始终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把细胞死亡这个问题搞清楚，然后让更多人受益。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上观新闻——世界细胞死亡领域开拓者袁钧瑛：全职回到中国，希望做出更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