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瑞安，男子怀疑妻子出轨，于是跟踪妻子，果然发现，妻子和另一男子并肩而行。愤怒之下，男子开车撞向二人，二人被撞倒后，男子还不解气，从车里拿出铁撬棍，对着第三者头部使劲暴打。事后，男子清醒后报警，第三者已经死亡，妻子也受伤，而男子则悲剧了。 田大勇（化名）和陈小芳（化名）原本是一对普通夫妻，结婚多年，生活平淡但安稳。可自2024年初起，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味。陈小芳认识了老乡吴明（化名），未婚、单身，两人因一次偶遇逐渐熟悉，关系也越走越近。起初只是帮忙接送，后来成了深夜通话的“知己”，再后来，越过了婚姻的界限。 田大勇察觉出妻子的变化。她开始晚归、对手机设密码、语气闪烁。那种直觉让他夜不能寐。8月28日晚，他决定亲自“抓个现行”。 那天夜里，田大勇开着车停在瑞安市平安大道南路。这是一条偏僻村道，灯光昏黄，四周寂静。他的副驾驶放着一根铁撬棍——平时工作用的工具。午夜过后，他看到陈小芳与吴明并肩而行。那一刻，他的理智彻底崩塌。 “原来真是你们！”他怒吼着猛踩油门，车子呼啸而出，狠狠撞向两人。 车祸瞬间，陈小芳与吴明被撞倒在地。田大勇下车后，并没有停手，而是提起那根铁撬棍，对倒地的两人一顿乱打。撬棍砸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几分钟后，田大勇才恢复一点意识，呆坐原地。 凌晨1点24分，他拿起路人的手机报警。警察赶到时，吴明已无生命体征，陈小芳头部受伤，浑身是血。被害人附近三辆车也被撞坏。 经司法鉴定，吴明系严重颅脑损伤死亡，陈小芳为轻伤一级。田大勇被警方当场带走。 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检方指控其故意杀人罪。在法庭上，田大勇供认了事实，但坚称“是一时冲动”。法院查明，他提前守候、携带凶器、驾车撞击，具备明显的主观故意，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关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规定。 但案件也存在特殊情节。田大勇案发后主动报警并留在现场，具有自首情节；其家属在审理期间赔偿10万元，表现出一定悔意。同时，法院也注意到，被害人吴明与陈小芳的不正当关系，是引发冲突的重要诱因。根据刑法的“被害人过错”原则，可在量刑时酌情从轻。 最终，法院认定田大勇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特别严重，但考虑自首与被害人过错等因素，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作案工具铁撬棍。 然而，刑事审判并未结束全部争议。吴明的弟弟吴小强（化名）作为唯一继承人，又提起了民事赔偿诉讼，要求田大勇赔偿179万元。 这场民事官司，同样引发了法律界的关注。 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对于单纯的精神损失，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换句话说，如果是“物质损害”，如医疗费、丧葬费、财产损失等，可以要求赔偿；但若是“精神层面”，法院会慎重处理。 本案中，吴小强要求的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149万、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以及交通住宿误工费4万。 法院审理认为，前两项属于实际支出，应当支持；但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金，法律上并不适用于刑事故意杀人案件。 原因在于：死亡赔偿金是民事侵权中的财产性补偿，通常适用于交通事故、医疗过失等过失侵权案件。而刑事故意杀人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已经通过刑罚进行惩处和社会谴责，如果再判高额赔偿，会形成“刑罚+民赔”的重复惩罚。 法院最终判定：田大勇应赔偿吴小强155985.01元，包含医疗费、丧葬费及相关合理支出。至于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抚慰金，法院认为不属于物质损失，依法不予支持。 这份判决，虽然合法，但也引发了社会讨论：为什么杀人还不用赔“命价”？其实这正体现了刑事与民事的界限——刑罚是惩戒，赔偿是补偿。在刑事案件中，国家通过刑法实现惩治与威慑，被害人亲属若再获大额民事赔偿，就会造成法律功能重叠。 从另一个角度看，法院的判决也提醒公众：情绪失控，绝不是免责的理由。无论婚姻中遭遇怎样的背叛，法律都不容“以暴制暴”。 根据《刑法》第十九条，“激情犯罪”不是免责，只能作为酌情从轻的情节。田大勇的痛苦可以理解，但他的行为直接剥夺了他人生命，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极大。 一时的冲动，可能毁掉三个家庭——一个失去亲人，一个妻离子散，还有一个，永远在牢狱里悔恨。冲动是魔鬼，而法律，从不会同情魔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