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又行了：这次为什么是CDH17？
这两天，生物医药板块似乎又要续上了。也许是MNC的BD部门暑假过完了，如今跨洋的BD潮重新点燃。
10月17日，翰森制药一纸公告，宣告了与全球肿瘤巨头罗氏（Roche）就其CDH17 ADC新药HS-20110达成授权合作。罗氏将支付8000万美元首付款和最高14.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外加销售分成，以获得该药物在大中华区外的全球权益。交易总金额高达15.3亿美元。
对于翰森而言，8000万美元（约合5.8亿人民币）的首付款，相当于公司相当一部分的季度研发开支，将直接增厚公司近期的利润和现金流。
这已经是翰森在ADC领域的第三次成功“出海”——此前，其B7-H3 ADC和B7-H4 ADC已先后授权给葛兰素史克（GSK）。三笔重磅交易，合作伙伴均为全球顶级的跨国药企，这有力地验证了翰森在ADC这一前沿技术领域的平台能力，以及持续产出高质量候选药物（BD资产）的确定性。
今天，就来盘一盘为什么是CDH17这个靶点，以及罗氏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出手买一个临床早期的资产。
-01-当ADC“点化”沉睡的CDH17
这次交易的主角——CDH17靶点，其自身的研发历史，就是一则关于“技术赋能靶点”的生动案例。
CDH17（钙粘蛋白17）作为一个潜在的肿瘤靶点，被科学界发现已有近二十年。它具备一个理想靶点的所有理论特质：在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中高度且均一地表达，而在健康成人组织中则几乎不见踪影。
这种特异性的表达差异为药物开发提供了天然的“安全窗口”。
也正因如此，在业内，CDH17也被称作“下一个Claudin18.2”。这两个靶点的崛起之路非常相似：同样是胃肠道肿瘤的高表达靶点；同样是被嗅觉敏锐的中国创新药企率先发掘其开发潜力并掀起研发热潮，迅速形成“内卷”态势；最终，同样是通过与MNC的重磅交易完成了价值的“出圈”和全球验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CDH17都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
早期的药物开发者们尝试了最经典的路径——单抗，希望通过直接阻断信号通路或触发免疫效应（如ADCC）来抑制肿瘤。结果不尽人意，单抗药物在实体瘤治疗中固有的效力瓶颈，让CDH17的潜力无从发挥。靶点虽好，但武器的杀伤力不足，这是当时所有探索者面临的共同困局。
真正的转折点，源于ADC这一技术形态的成熟。
我们知道，ADC的逻辑是将高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作为“生物导弹”，精准靶向癌细胞，再通过精巧的Linker在肿瘤细胞内部释放其携带的超强“细胞毒性弹头”（Payload），对癌细胞进行定点清除。而如今，新一代ADC技术还能产生“旁观者效应”，即杀伤周围不表达靶点的癌细胞，这对于存在异质性的实体瘤至关重要。
这个技术路径，可以说正是为CDH17这样的靶点量身定做。抗体解决了精准“制导”的问题，而高活性的“弹头”则弥补了单抗药物“杀伤力不足”的短板。可以说，不是CDH17这个靶点不行，而是之前的技术形态无法将其潜力完全释放。
ADC的出现，就像挽救了Claud in 18.2的内卷一样，同样也对CDH17这个沉睡靶点完成了一次“救赎”。
这两年，围绕CDH17的火苗早已越烧越旺。就在今年，百奥赛图与SOTIO Biotech、乐普生物与ArriVent已先后就CDH17相关项目达成授权合作。
尽管这些交易的体量无法与动辄超十亿美元的巨额授权相提并论，但它们更像是一块敲门砖，是市场对靶点价值进行早期验证和价格发现的过程。这些交易清晰地预示着全球制药界对这一靶点价值的逐步认可，为后续BMS和罗氏的重磅入场，做足了铺垫。
-02-巨头的焦虑与默契
那么，罗氏为何愿意为一款仅仅处于I期临床的药物一掷千金？这背后，是这家行业领导者的深层焦虑和战略必然。
从罗氏自身来看，其正面临着“大象转身”的压力。
曾经创下销售神话的“三驾马车”（赫赛汀、安维汀、美罗华）遭遇的专利悬崖影响深远，公司急需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来填补巨大的收入缺口。虽然在ADC领域，罗氏凭借开创性的Kadcyla和后续的Polivy早已是核心玩家，但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特别是来自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等新一代ADC技术平台的强力挑战，它必须不断吸纳外部的尖端创新，以扩充并升级其下一代ADC管线。
而在CDH17赛道，罗氏已经慢了半拍。
早在2024年初，其主要竞争对手BMS就以13亿美元的总价，从乐普生物手中引进了全球首个达成海外授权的CDH17 ADC。在肿瘤药这个“赢家通吃”的市场，尤其是在一个潜力巨大的新战场上，如果被主要竞争对手抢占先机，后果将是其不愿看到的局面。
因此，在BMS下注之后，迅速锁定另一个具有Best-in-Class潜力的CDH17 ADC资产，对罗氏而言，也不得不加快布局。
那为什么是翰森？
这源于市场的默契和对实力的认可。首先，翰森的HS-20110是目前全球范围内，除乐普生物的产品外，少数几个在临床开发进度上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药物之一，这为罗氏提供了追赶并反超的可能。
其次，翰森此前与GSK的两笔成功交易，已经为其建立了极佳的行业信誉和合作口碑。对于MNC而言，选择一个有过成功合作经验、研发质量和执行力都得到过验证的伙伴，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的技术和运营风险。
这场交易，是罗氏为未来消化道肿瘤管线“上保险”的关键战略布局，也是对翰森研发实力和BD声誉的高度认可。
-03-中国“工程化创新”的黄金时代
将视线拉远，从翰森的个案，我们能看到整个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宏观趋势。
一个核心判断是：中国创新药的对外授权（BD）窗口期不仅没有关闭，反而依旧旺盛。 “购买中国最好的创新药资产”，这一逻辑在过去几年被反复验证，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依然有效。
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ADC这一波技术浪潮的本质。它不同于PD-1或CRISPR那些新靶点，是源于对生命底层科学原理的颠覆性发现。ADC的创新，更多是一种“工程化”的创新。
它的核心，在于如何将已知的三个部件——抗体（Antibody）、连接子（Linker）、载荷（Payload）——进行最优化地排列组合，以达到疗效和安全性的最佳平衡。
这就像制造一台高性能跑车，发动机、底盘和变速箱的原理都是已知的，但如何通过精巧的设计、优良的材料和极致的调校，让三者完美协作，压榨出最强性能，考验的是顶尖的工程能力。哪种抗体靶向性最好？哪种连接子既稳定又能在肿瘤细胞内精准断裂？哪种载荷毒性最强而副作用最小？这些问题，考验的不是从0到1的科学发现能力，而是从1到100的工艺优化、迭代创新和快速执行的工程化能力。
而“工程化”，恰恰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制造业、互联网等无数领域被反复证明过的、核心优势之一。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ADC、双特异性抗体、乃至更复杂的双抗ADC等依赖于精巧“工程设计”的技术领域，中国会持续涌现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资产。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与其担忧所谓的“创新泡沫”，不如静下心来，在这条由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们铺就的、通往全球价值链顶端的道路上，寻找下一个值得下注的“工程化的A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