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月，编译局副局长陈昌浩回乡探亲，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上将率领几百名老战

1962年5月，编译局副局长陈昌浩回乡探亲，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上将率领几百名老战士迎接。陈副局长含泪讲：“当年的事我难辞其咎，应该承担责任。”陈司令也是泪水连连，回答：“老首长啊，我们欢迎您回乡看看。” 说起当年的陈昌浩，那可真是天之骄子，意气风发。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24岁回国，很快就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核心领导，和徐向前、张国焘并称“三驾马车”。他那时候有多猛？黄安战役，城久攻不下，陈昌浩竟然亲自带着手枪，登上了我军唯一一架飞机“列宁号”，飞到县城上空往下扔迫击炮弹。 这一炸，不仅炸懵了敌人，更把红四方面军的士气提到了顶点。所以，在老部下心里，陈昌浩一度是“军神”一样的存在。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后，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两万多精锐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这本是一步关乎全局的战略大棋，谁也没想到，竟成了一场悲壮的远征。 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深入，面对的是兵力、装备、补给都占绝对优势的马家军。那是一场从一开始就不对等的血战。关于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作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发生了著名的“徐陈之争”。 徐帅从纯军事角度考虑，认为敌我悬殊，应避实击虚，速进新疆。而陈昌浩呢，他手里握着中央的电令，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凉州地区建立根据地，以策应河东的战略全局。 很多人后来复盘，都说徐帅的意见更符合当时的战场实际。但咱得设身处地想想陈昌浩的处境。就在不久前，他因为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跟随了张国焘，犯过严重的路线错误。这个“思想包袱”太重了。所以，当西路军面临抉择时，他表现出了对中央指示近乎“刻板”的忠诚，坚决执行命令，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我们今天不能简单地用“对”或“错”来评价他。作为一个高级将领，服从中央的战略部署是天职。他的坚持，恰恰源于他对党的一片赤胆忠心，一种急于在政治上证明自己“再也不会犯错”的迫切心情。只是，这份忠心，在残酷的战场现实面前，付出了太过惨痛的代价。 西路军最终兵败，两万多人，回到延安的不足千人。这对陈昌浩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兵败后，他辗转回到老根据地，想拉起一支队伍，没成功。最后历尽艰辛回到延安，等待他的是审查和批判。不久，他因严重的胃溃疡，经中央批准，于1939年赴苏联治病。 这一去，又是十三年。 原以为只是治病，没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困在了异国他乡。据他儿子陈祖莫后来的回忆，那段日子极其艰难。战争时期，他甚至要去采石场做苦力糊口，饿到胃病复发。后来情况好转，他被安排从事翻译工作。 就是在莫斯科那间只有十二平米、三口人挤一张床的小屋里，陈昌浩倾注心血，主持编撰了新中国第一部大型《俄华辞典》。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政委，把所有的才情和精力，都投入到了一个字一个词的枯燥工作中。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埋首劳作中，他才能暂时忘却河西走廊的炮火和数万将士的冤魂。 1952年，陈昌浩终于回到祖国，被任命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从统率千军万马的方面军总政委，到一名副部级的学者型干部，这个落差不可谓不大。他默默接受了这一切。因为在他心里，西路军的失败，是他一生都卸不下的十字架。 所以，我们再回看1962年那场催人泪下的重逢，就能明白那两句对话的分量。 陈昌浩的“我难辞其咎”，是他压抑了25年的自我审判和公开忏悔。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没有提中央的电令，没有说客观的困难，只是把所有的责任，一个人扛在了肩上。这是一个男人，一个曾经的统帅，对自己袍泽的交代。 而陈再道的“我们欢迎您回乡看看”，则代表了幸存下来的老部下们的态度。他们没有忘记这位老首长曾经带领他们创造过的辉煌，更能理解他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艰难抉择。这句看似平常的家乡话，实际上是一种宽恕，一种接纳，一种超越了个人恩怨的同志情谊。它告诉陈昌浩：“老首长，我们从未当你是罪人。” 可惜的是，历史的残酷性，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这场回乡的短暂慰藉，并没有成为陈昌浩人生的转折。几年后，风暴骤起，当年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那封“密电”旧事被重新翻出，陈昌浩再次受到冲击。 1967年7月30日，不堪受辱的他，选择服药自尽，结束了自己复杂、悲壮又令人扼腕的一生。连骨灰都没能留下。 直到1980年，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在追悼会上，给出了“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评价。这份迟到了13年的公正，总算告慰了那颗饱受创伤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