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野心非常可怕！现在的越南教育，在大中小的学校教育中，一直把广东广西作为其原来的属地。 在越南的课堂上，这种说法不再是隐晦的暗示，而是明写进了教科书，越南国家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历史10》一书，从第一页就告诉学生“我们是瓯貉的后代”，并附上标注了广东、广西的“古南越国”地图。 越南当代教育体系中，历史课程从小学到高中，逐步强化本土叙事，将早期王国视为独立起源。国家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历史10》教材，开头即强调学生为瓯越族裔，附图标注南越国疆域覆盖今广东广西全境，甚至延伸至部分福建。这种表述并非孤例，而是贯穿各级学校的统一框架。教育部近年修订教材，旨在培养民族认同感，结果导致多数青少年视两广为“祖先领土”。这种教育设计，表面上服务国家凝聚力，实则忽略了秦汉以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事实。秦始皇二十八年，五十万大军南下设南海桂林象三郡，赵佗虽自立南越王，却始终向汉廷称臣纳贡。汉武帝元鼎四年，平定南越后划分十郡，南海苍梧等郡直属中央，官员驻扎征收赋税。魏晋以降，郡县制延续，岭南融入中原行政体系。考古出土的汉墓陶俑铜印，与内地一脉相承，证明文化经济高度统一。 越南教材却选择性遗漏这些环节，将赵佗包装成“首位越南国王”，淡化其河北真定出身和秦将身份。这种叙事调整，源于20世纪中叶独立后对本土史的重新构建，旨在摆脱“千年附庸”标签。 这种教育模式的影响，已超出课堂，渗透社会认知。越南学者常将五岭视为“国门屏障”，援引元明军队南侵为例证，主张失去两广等于门户洞开。实际情况相反，从汉代起，中原就在越南北部设郡县，派吏办学堂，推行儒学。出土的汉简钱币印章，全与中国内地一致，显示那片土地长期属中原文化圈。河内博物馆展出广西汉代陶片时，当地民众坚持称其为“祖先遗物”。中越联合考古中，对同一遗址归属争执频发，专家分歧源于叙事分歧。秦修灵渠，本为沟通漕运的南北通道，却被部分越南论著曲解为“中原控制南方工具”。旅游业中，导游面对汉代遗迹，常介绍为越南文化遗产；越南游客抵桂林，见到赵佗雕像，亦视作本族先贤。网络“疆域模拟器”工具流行，用户随意拖拽边界，将两广纳入越南版图，论坛帖子浏览量高企。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教育灌输的延伸结果。宋朝设广南东路西路，直辖两广，越南仅为称臣藩属，每年贡使入京。 清末1885年中法新约后，越南脱离宗主约束，历史编纂转向本土化，逐步放大“北方大门”概念。 深入考察，越南教育对南越国的定位，源于对百越族群的族裔追溯。百越包括南越闽越东瓯西瓯等多支，分布于今两广及越南北部。瓯越主要聚居广西西部及越南中部，秦汉时被纳入郡县。越南教材强调“我们是瓯越后代”，旨在连接早期部落与现代国家，强化连续性。赵佗建立南越，本是秦末地方割据，疆域虽广，却未脱离中原轨道。汉高祖五年，陆贾出使册封赵佗为王，其孙赵胡继续纳贡。吕后时短暂闭关，文景复通，武帝灭国后郡县化彻底。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复置交趾郡，管辖越南北部。曹魏西晋，刺史驻龙编，管理户籍船税。南朝梁陈，岭南供米充军，移民增多。隋唐设岭南道观察使，巡查赋役。安史乱后，广州成漕运枢纽。高宗时，都护府统筹屯田。唐玄宗开元中，学校遍布，教授四书五经。五代南汉据广州，宋太祖收复置广南路，转运使驻韶邕。这些行政实践，历经两千年，未曾间断。 越南教育却将南越独立化，忽略这些环节，制造“失土”叙事，潜在风险大于外交摩擦。 这种历史教育的长期效应，体现在年轻一代的世界观塑造上。越南教育部新规要求从小学起融入此类内容，初中《中古史》教材绘百越故地图，直标岭南为早期领土。高中阶段，讨论南越建国，视赵佗为英雄，省略其向汉称臣细节。考试题常考古国疆域，学生默写边界线，固化认知。大学讲座中，学生提问“何时重获北方门户”，掌声阵阵。考古报告中，灵渠被描述为中原通道，汉墓标签注明越南北部出土，却忽略铸造统一性。这种教育并非孤立，而是国家叙事的一部分，服务于民族主义建设。 相比之下，中国教育强调秦汉统一，岭南为固有疆域，越南仅为边陲藩属。两国民间交流中，此类分歧易引发误解。边境贸易时，越南商人提及“故土”，中方回应以史实，气氛微妙。网络舆论中，越南帖子宣称两广为失落屏障，中国网友列举文献反驳。宋元明清，越南贡使频繁，承认中原正统。 现代教育逆转此势，悄然重塑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