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北京火车站，吴樾行刺失败，一名清军抓着他的辫子，正被清理出车厢，镜头中的他非常惨烈，不仅身体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血肉模糊，而且手足齐断。 上午的阳光还没爬上站台顶，空气里全是煤烟味。穿着马褂的官员和随从挤在车厢边，列车汽笛长鸣。清政府派出的“五大臣”准备出发——他们要远赴欧洲考察宪政，寻找一种能让大清帝国苟延残喘的新制度。 就在这时，一个瘦高的年轻人，拎着包，穿着长衫，混进人群。没人注意他。 几分钟后，车厢里传来一声巨响。 火光冲天，烟尘翻卷。铁轨震动，窗玻璃碎成满天的白片。人群尖叫着四散逃开。 当硝烟散去，站台上只剩下一堆焦土与撕裂的残骸。 那人，就是吴樾。 他没能炸死五大臣，却用自己的生命，把这个时代的绝望炸开了一道口子。 吴樾，浙江绍兴人，生于1878年。那个地方，向来出烈士，也出读书人。鲁迅的家乡、秋瑾的家乡——江南的水气养不出顺民。 他年轻时念的是新学，懂外文，热衷民主。早年在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信奉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心里有火，却看着朝廷仍在自欺。 1905年，朝廷下令：派出载泽、戴鸿慈、端方、绍英、徐世昌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报纸登出名单的那天，全国舆论炸了。革命党人愤怒地说——这不是改革，这是拖延，是假动作。 吴樾在日记里写了一句： “此行五臣，不过卖国之始。” 计划很仓促，也几乎没有退路。 吴樾先从杨笃生那里打听到五大臣的行程——他们将在9月24日早上，从北京正阳门车站登车，经天津前往上海，再启程出洋。 他用几天时间制作炸弹，带着藏于皮包里的炸药混入送行的人群。 清晨，五位大臣的随从、兵丁、车夫全都聚在站台上。列车停在二号车厢，蒸汽喷出，白雾笼罩整个车头。 吴樾穿着普通长衫，神情平静，随人流登上车厢。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出来了。 就在他拉开包扣的瞬间，车体震了一下——有人搬运行李，车厢微微晃动。炸药因震动提前引爆。 爆炸的威力远超预期。车厢被掀开，金属片横飞。 吴樾当场殉身，身体被撕裂。载泽、戴鸿慈受伤，端方幸免，五大臣中无人当场身亡。 汽笛停了。车站陷入死寂。 清军涌入现场，惊慌失措地搜捕“同党”。一个士兵从残骸堆中拖出吴樾的遗体，头发被扯起，身体几乎辨不出人形。 那一幕，成了近代中国革命史上最惨烈的开端。 吴樾死后，张榕——同谋者之一——被捕。他供述一切，革命党人再度被通缉。清廷对外宣称“逆贼行刺未遂”，加紧警戒各地新党。 但火焰已经烧到地底。 全国报馆秘密转载消息，称有“烈士殉国于正阳门”，民间传诵他“为天下先”的壮举。绍兴学子自发祭奠，江南舆论第一次公开称呼他为“烈士”，而不是“贼”。 而在朝廷内部，这场刺杀也震动了最高层。 五大臣考察宪政的计划一度推迟。慈禧深感朝局不稳，次年决定加快改革进程——废除科举、筹建咨议局、准备立宪。某种意义上，吴樾没有白死。 但这场爆炸也暴露了革命者的孤勇。一个人点燃炸弹，却无法点燃整个民族的觉醒。 吴樾死后，孙中山在日本得知消息，痛惜地说：“非其成败，贵在有志。”他派人秘密刊印《吴樾传》，用以鼓动士气。 从那以后，“炸弹”成了清末革命的象征——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一个接一个。吴樾是最早的，也是最决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