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共产党员林正亨被枪决，囚车正巧经过他家门前，他猛然站起大声喊：保珠，快出来，我要上刑场了，保珠、保珠。 很多人不知道，林正亨不是普通的地下党员。他的父亲林祖密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志士，曾变卖田产支持革命，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从小就融进了他的血液里。 抗战爆发时，林正亨毫不犹豫报名参军，还曾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战场上他多次负伤，腿上留下的伤疤，都是他为民族抗争的勋章。谁能想到，抗战胜利后，他会因为坚持信仰，落在了国民党当局的手里。 囚车那声吼，整条巷子都听见了。邻居说，保珠姐当时正蹲在灶台前生火，听见喊声，火钳“当啷”掉地上，她冲出门，只看见汽车屁股一溜烟，黄土扬起，像有人往脸上撒了一把灰。后来有人问她哭没哭，她摇头：“哭什么，他喊得那么响，像是去赶集。”话虽硬，第二天人就肿了，眼泡像两颗桃子。 林家老宅在台中郊区，日式木屋，门口有棵老榕树，根须垂到地面，一圈又一圈，像老人手上的青筋。林正亨小时候皮，光着脚丫子爬树，爬到顶端冲下面喊：“我要飞！”保珠在树下拍巴掌：“飞啊，飞啊！”真飞了——飞滇西，飞野人山，飞密支那的雨林，飞得一身弹孔回来。腿上的疤，月牙似的，一条挨一条，他笑说：“月亮替我排队。” 远征军那段，他很少提。只说过一次夜里露营，大家围着火烤鞋，传来日军搜索队窸窣声，他摸黑爬出去，用刺刀割断对方电话线，回来才发现手心被竹签扎穿，血和鞋底的泥糊在一起，像块黑面包。战友拍他肩：“你小子命大。”他咧嘴：“命是借的，得还。”这句话，后来应验了。 抗战胜利，他背着破包袱回家，包袱里除了几件衣服，还有一本《论持久战》，封面被雨水泡得发皱。保珠给他温酒，他拿筷子蘸酒在桌上画地图：“中国要大变。”保珠听不懂，只觉得丈夫眼里有火，那火能把旧世界烧个洞。火没烧出去，先烧到自己——二二八事件后，他偷偷跑回大陆，再返台时，身份已是共产党台湾省工委会委员。白天给人画像混饭，夜里刻蜡纸、印传单，把“大变”两个字塞进千家万户。 被捕那天，特务踹门，他正给保珠梳头。木梳一折两半，他反手把半截梳尖顶在特务脖子上，血珠冒出来，对方枪栓“哗啦”一声，他才松手。保珠被按在地上，他喊：“别怕，我欠的账今天开始算。”账算得很快：酷刑、电椅、水牢，指甲被一片片掀起来，他拿筷子自己削木头当假指甲，还在木头上刻小字：“民族解放”。同牢的“政治犯”说：“你图啥？招了就能活。”他笑：“招了，我就不是我。” 行刑前夜，他偷偷把一封血书塞进饭桶，饭桶转到保珠手里，纸上只有七个字：“带孩子回大陆。”保珠把字条缝进儿子衣领，连夜翻山逃命，一路跑到厦门，才终于哭出声。后来儿子林为民成了画家，画了一辈子榕树，根须垂到地面，一圈又一圈，像父亲手上的青筋。 枪响那天，台北马场町沙滩多了个新坑，潮水一冲，坑就平了。保密局档案写：“林正亨，顽固分子，已予制裁。”字少，冷得像冰碴。可他们没写：囚车经过家门口，他喊得比发动机还响；子弹穿过胸膛，他嘴里还念着“保珠”，像念一句护身咒；血流进沙子里，瞬间吸干，像大海偷偷收下了欠条。 我去年到台中出差，特意去找老宅。榕树还在，被围了一圈铁栅栏，树上钉着小小解说牌：“林家古厝，历史建筑。”牌子背面被人用钥匙刻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爸爸，我带你回家。”我摸着那行字，忽然明白：历史不是博物馆里的玻璃柜，是有人敢把钥匙掏出来，在众目睽睽下刻一句心里话。刻的人不怕被抓？怕，可更怕忘了。 今天写这些，不是炒冷饭，是怕饭凉了。有人说：“都过去啦，提它干嘛？”我回：“你手机相册里还存着前女友照片呢，国殇说删就删？”我们习惯给历史打马赛克，血打成粉红，伤口打成蝴蝶结，看着喜庆。可林正亨的伤疤是褐色的，像老地图，一指按上去，还能摸到山脊与河流。他用自己的命在地图上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对岸，也指向我们：别只会在纪念日转发蜡烛表情包，真有心，去把箭头擦亮。 保珠晚年接受采访，头发雪白，说话仍带台中口音：“伊讲要上刑场，我以为是玩笑……”镜头里，她忽然抬头，对着空气喊：“林正亨！你返来未？”那一刻，我知道，囚车每天还在经过，只是换了引擎、换了牌照，声音更小，更不易察觉。我们要做的，是替保珠，也是替自己，把门打开，大声应一句：“我在这儿，我记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